Bramasole。思慕太陽

關於「文科碩士都要念很久」的另外二三事

2009-11-17T03:09:00.005+08:00

那天寫完我的研究所生涯以後，又趕上了最近在網路上很紅的「歷史博士與臨時工」話題。這個話題來自這篇報導：〈當臨時工早知就不讀博士了〉。這裡頭提到了一位歷史學博士阿宗，

四十一歲的阿宗花了九年在國內頂尖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但因找工作不順利，目前在教育部搶救高階人力失業的擴大就業方案中，做為期一年的臨時性工作。而他有高中同學畢業當警察，起薪就五萬多，他感慨，「早知道就不要讀博士了！」

「學生來源減少，現在大學幾乎開不出新教師名額，加上私立大學為讓評鑑成績好看，紛紛找公立大學退休教授任職，堵死了年輕博士的機會。」阿宗感慨說，如果時間可以倒流，他不會讀碩士、博士。阿宗的高中同學中，有七個人當警察，二十歲開始工作、起薪就五萬元。阿宗說，他晚同學二十年才開始工作，現在薪水四萬多元，真不知讀博士要幹什麼？

在ptt博士板、碩士板及研究所板，這個話題本來是圍繞著博士找工作有多辛苦。不料，有位老兄說了這麼一句話：

→ nininic:~~他花了"九年"在讀博士!!是有其他原因還是都在打魔獸??

這句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歷史學博士讀九年有很奇怪嗎？還是這又是個類似於「歷史學碩士讀四年是不是在打魔獸」的以己度人的例子？

於是呢，我就去隨便google看看有沒有什麼歷史學博士要讀多久的八卦，喔不是，是資訊。結果，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難道簡稱也是「國科會」？）有這麼一個調查報告：Time to Degree of U.S. Research Doctorate Recipients。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列出了1978年起到2003年止，取得各個不同學門博士學位者的三個數據：

1) 從拿到學士文憑起，到取得學位經歷的時間（Total Time to Degree，TTD）

2) 前述的時間，減去沒有在學校註冊上學的時間（Registered Time to Degree）

3) 拿到博士那年的年紀（age at doctorate）

在這份報告裡，有兩個表（table 1、table 2）呈現出了這三個數據的中位數在1978至2003年之間，在不同學門裡的變化。以2003年為例，那一年，physical science的TTD和RTD分別是7.9和6.8；Engineering是8.6和6.9。social science呢？10.0和7.8。Humanity則是相當眾望所歸地高居首位，11.3和9.0。9.0的RTD，倒是相當符合前面這位台灣阿宗的經驗。

當然，這個9.0年是RTD，也就是扣掉了休學或是工作或是gap year的registered time to degree。不過，阿宗的「博士班讀九年」，也很可能是把RTD加上休學學年的結果——我想這應該符合很多文科研究生的計算方式。就我所知國內博士班修業年限有很多是七年，所以阿宗這個九年，其實是TTD。這麼說來，阿宗念博士班念得其實不比米國學生來得慢？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問題。米國學生可能大學畢業就直接申請博士班了，所以要比較，又得把阿宗讀碩士班的時間加進去——這很可能會讓我們得到一個超過11.3的數字。然而兩種不同的學制之間要硬比本來就沒啥道理，我把這份報告轉過來的用意也不在評估阿宗的九年博士班生涯。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在米國，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的博士取得，同樣也有比自然科學或工程博士更加曠日廢時的趨勢。相較之下，對台灣的文科學位大驚小怪，也沒什麼必要。

我倒不是說台灣文科碩士讀那麼久是「合理」或「好」的。尤其是碩士，因為牽涉到學生的生涯規劃不必然只有學術這個選項、以及碩士階段的訓練跟博士班重合的可能性，現有的體制的確有商榷的必要。但是，美國的這份資料至少暗示了我們在台灣及美國，都有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專業訓練比理工學院更費時的現象。

我在上一篇文章也提過，這種現象可能跟知識生產的過程有關。無巧不巧，今天我在朋友的個人板上看到另一篇東西：〈比較西方哲學與典型自然實驗科學在知識生產模式上的不同〉。在這個簡短的比較之中，作者鄭喜恆用了三組很有趣的隱喻，強調不同知識系統間知識生產模式的差異：「手工製造業vs.生產線」、「師傅學徒制vs.研究團隊/科層化/分工」、「胎生vs.卵生」。

為什麼文科碩士都要唸很久呢？

2009-11-13T18:35:00.002+08:00

這篇文章起因於ptt某位carpfish先生在Master_D板的文章。這位朋友說，他的女友已經中文碩四了，而且不只是她女友，很多中文所的也是這樣。所以啦，他就疑惑了：

這個問題好像還蠻常被問到的，至少我個人回答這問題回答了很多年。答案呢，我優秀的同學Willy也討論過了（見此），我這篇原載於Master_D板回應，只是講講故事，回想一下我這幾年是怎麼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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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一下我的念了四年的同學這四年內都在做什麼好了。整個研一到研二上都在修課，除了修課以外能做的事情不多。為什麼不多呢？一學期三門課，一門課每週平均算150頁reading好了，一週450頁，全部都是英文，全部都指定精讀。我一年級時英文不好，二年級好一點了（至少閱讀變快），但是一小時大概也只能讀10頁，所以450頁就是45個小時。平均一天六至七個小時。這只是讀完，不是讀懂。要讀懂一本書要花多少時間，這實在是見仁見智。我個人的經驗是，「讀懂」和「讀完每個字」所要花的時間差異，有時是可以用倍數算的。有興趣體驗一下，評估這些reading要花多少時間讀完、要花多少時間讀懂的，可以去圖書館人社館藏的架上隨便找一本封面很醜（表示應該是學術著作）內頁又很破（表示常被借閱）的書試試看。一般來講，在文科裡，比較理論性的東西會比較花時間，這大概不用我多說。

這只是讀完、讀懂的時間。有的課要求每週寫memo，而且只作出摘要的memo是不太合格的，基本上學生被要求要有批判性，例如，找出文章的漏洞。不用每週寫memo的課，上課時學生被期待講出來的也是那樣的東西。寫memo要寫多久？我第一次寫這種東西的時候，八個小時寫了兩千字，而且我相信我不是一個寫字慢的人。

以上是研一到研二上的生活。話說大家是幹嘛要念那麼多東西啊？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物理系不用逐字讀牛頓的原典，但是敝行業裡頭開山祖師（們）的原典是不能不讀的。從開山祖師以降，只要還是個咖的，多少都要讀一讀，一直讀到今天還在拼升等的助理教授的文章為止。當然沒有人說要讀完全世界的學術研究啦，老師們還是有挑的。

我幸運的地方是，我研一下就大致知道自己碩論要做什麼題目了。沒有像我這樣歪打正著路上撿到題目的，就要花很多時間找論文題目。敝所沒有「老師給題目」這種事，然後很多人文社會的學門找題目的範圍還真是有點無限寬廣。一個中文系的研究生在思考自己要做什麼碩論的時候，可能會從思想史想到文學史，思想史裡頭可以從莊子想到陳獨秀，文學史可以從屈原想到王文興。太天馬行空的找題目不是什麼好事，但是很多時候事情就是這麼發生了。畢竟這種先想題目再找老師的過程裡，沒有什麼從老師那邊來的提示或限制。

那為什麼不乾脆叫學生像理工學院一樣一入學就找指導教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猜要是這樣搞，很多研究所會搞革命。

敝所有個不成文的默契，學生應該要找到一個既能解釋重要的經驗現象，又能對理論有所貢獻的研究方向。在那個有點給他無限寬廣的範圍內找題目，還要符合這種要求，我覺得花時間是可以理解的。好啦，總之，如果沒有邊修課邊想出研究方向的話，那我的同學們大概會在研二下或研三上確定自己的碩論題目。

然後，就開始寫proposal。我自己的proposal是20幾頁single spaced中文，這個沒什麼；釐清自己的問題意識、建立初步的資料、作出可行的分析架構，這會花很多時間，但是這種時間的耗費很難估算。說個比較好估計的東西好了，一般同學的proposal引用了數十條中英文書目，大多數是英文。印象中多數人碩論的英文書目在30至50條之間，專書期刊比例不一，但大抵各半。這些文獻多半是在寫proposal時就找的。所謂的「找」，就是在各個不同的資料庫裡面嘗試各種不同的關鍵字，這一點我想理工學院的同學也是這樣。我比較不確定理工學院同學會不會這樣搞的，是下面這個例子：我在準備研究工廠的時候，莫名地對工人的制服、其自我展演及認同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找了半天我找到的是一篇法國中學學生制服的研究。雖然這跟我的研究對象差了十萬八千里，但我還是要把它讀完，因為說不定可以學習一些分析的技巧，或是透過它找到另一些文獻。很多同學要這樣瀏覽過50篇之類的文章，然後才能把自己對話的對象建立起來，或是找到可行的分析路徑。

搞定proposal以後（這時候大概研三下了），接下來就可以做研究了。我的田野研究做了半年，我有同學做了九個月還是一年之類的吧。大家以為我們是人類所嗎？不是。

資料蒐集完可能研四上去掉一半了吧，接著，多數同學的下一步，是完成一本八至十萬字的論文。至於寫論文的過程中資料無法分析（這個任何領域都會遇到）是難免（若非一定）會碰到的。當然還有一些其它的花時間的事，比如說研究當代文學的人為了弄清楚什麼是「社會排除」跑去讀社會學或人類學，這種事就不多說了。

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所怎麼會唸這麼多年，是個很多學門內部也在討論的問題。從課程的設計與要求（要不要把seminar變成lecture？）、教學重心的定位（是要從幾百或是一千年前的大咖開始無差別閱讀，還是議題導向？），乃至論文的要求（到底是為什麼叫碩士生寫一本專書？）都有人討論。我個人也希望人文社會學門的碩士生培養能夠縮短時間，例如，我很支持把碩士論文的形式從專書變成期刊文章。不過，我跟原po的差別是，我並不認為文科碩士念那麼久，僅僅是個人每天花多少時間唸書的問題。

以上的任何故事相信都未能代表文科碩士生的全貌，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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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相信「知識生產的過程」也是個很重要的變項，不過這個就不是我一時能處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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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又說回來，國內人文社會學門期刊文章的每年人均出產量，我想應該是低於理工的，如果事情真的是這樣，那我們可以有兩個解釋：要嘛就是文科教授都混，要嘛就是文科的知識生產比較花時間。我想原po應該比較支持前者吧？至少他是這樣解釋他女友的。

這玩意兒

2009-04-23T18:50:00.002+08:00

真是太驚人了。他是雍正。

理論家的任務

2009-04-16T20:06:00.003+08:00

「理論家的任務不是與現實直接融合，而是依照一定的價值基準把複雜多樣的現實歸納為方法序列，因而被歸納整理的認識無論如何完美都不可能無限地包容複雜多樣的現實，也不可能成為現實的代用品。理論就是理論家從自己的責任出發，從現實當中，準確地說是從現實微乎其微的一部份當中有意識地擠壓出來的產物。因而，理論家的目光一方面要嚴密地注意抽象的操作，另一方面，由於現實在自己的處理對象之外伸展著無邊無際的曠野，它的邊際消失在半明半暗之中，故理論家必須對此保有某種斷念之感，同時又對於在自己的操作過程中不斷地被捨棄掉的素材保持愛惜之情。這種斷念和對剩餘之物的感覺培養著對於自身的知識運作的嚴格的倫理意識，並進而喚起著能動性地推進理論化的衝動。」

丸山真男語，引自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頁118

把這段話裡面所有的「理論」代換成「經驗研究」，也都是很可以說得通的。在各種「如何以心智活動掌握世界」的知識論立場之中，這樣短短的幾句話比其它說法更可親，也以某種形式更加直見性命。

書評：《看不見的北京》

2009-04-14T01:52:00.006+08:00

一、2008年，中國站起來

李寧飛起來了。這大概是美國西岸時間八月八日一早開始，西岸華人圈裡最大的話題。即使不在華人圈裡，京奧的開幕式或許也引起了一些騷動。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大家的話題繼續圍繞著擊缶、鄭和下西洋、腳印煙火或者是地球儀上奔跑的人影，不斷地交頭接耳。

鳥巢的形象變成了奧運期間最熱門的廣告符碼之一，在其中一個廣告裡，許多的鳥雀到處蒐集吸管，築成鳥巢的形象。在驚嘆廣告本身的創意之餘，也讓人或多或少相信，全世界的觀眾，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棟建築物。

單就一個運動會、或是一個奧運會來看，京奧是成功的，我想多數人都不會否認。華僑圈裡的一位長輩在此地一向自稱台灣人，從李寧飛起的那一刻開始改變了主意。當中國人挺光榮的。或者——套用一句耳熟能詳、卻在此刻才更加真實的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時間回到2001年7月13日，我在台灣。聽到了申奧成功的消息，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朋友。我可以從電話裡聽到她身後的人群興奮地喧鬧著，我也跟她，以及那些喧鬧的人一同笑著。在那一瞬間，我們或許都隱隱覺得自己看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往後一點，2005年9月3號，文茜的世界週報開播，口號大約是「你不能活在不瞭解世界與中國的台灣」。第一集裡面，這位曾經受教於左派歷史學者、曾經為了民主自由、或者民族自決活躍於台灣政壇的，呃，知識份子，向大家介紹了北京為了奧運進行的改頭換面工程。節目裡談了鳥巢、水立方和其它結構超出觀眾想像的建築物，這可能是鳥巢第一次出現在台灣社會面前。在其後的節目中，陳文茜女士談了Katrina颶風及其後的救災過程。她說，從鳥巢到救災，都關係到一件事情。

Leadership。她說。表情極為嚴肅。像是一個憂慮而深邃的知識份子。

2008年早春，西藏發生事件。至於「事件」的前面是要填入「暴亂」還是「血腥鎮壓」，則在其後引發了網路上乃至街頭的混戰。在這一波對戰之中，比較有名的幾個戰場至少有以下幾個：Youtube上出現了一部在那期間最熱門的短片，展示了自古以來的「中國地圖」，說明「西藏過去是、現在是、以後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在其下的回應裡，兩批人馬相互以多數為小學生程度的情緒性話術相互叫陣。

如果說這一部影片是部分中國網民對外的吶喊，那另一部就是對內的。四月，一部名為「2008年，中國站起來」的短片出現在網路上，一開頭是毛澤東的名言：「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而短片的大意則是：中國正在迎向奧運、正在崛起、而帝國主義的各種陰謀也就隨之而來。包括股市崩盤、物價飛漲，也都成為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攻擊中國的工具。短片裡當然提到了西藏發生的事件。

而在街頭，則發生了其它幾件事。各國的人權團體（或者上述短片裡的帝國主義者）在街頭包圍聖火傳遞，華僑則出動護衛；稍早，則有各地的華人團體上街頭抗議CNN及其它西方媒體的報導，例如CNN以移花接木的畫面報導了西藏的事件。一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王千源，在中國留學生的抗議場合試圖調解中國留學生與美國學生的衝突，在網路上被聲討成千古罪人，並且被公布個人及其父母的資料。

這一切也都與奧運有或多或少的關連。必須說明的是，在其中，當然也不乏同情中國政府的西方人、或是反對中國政府行為、反對民族主義的中國人。當然，也有支持遊行、支持政府、但是方式理性平和的中國人。我不能說哪種人多些，因為每天映入眼簾的發言已經多到讓人來不及做出判斷。

最後，2008年8月8日，李寧飛起來了。全世界為之感到震驚欣羨。當然，還是有幾個小插曲，例如英國籍的一名婦女因為參加抗議活動而被中國警方逮捕、判處拘役十天。即使容許人們進行抗議似乎是中國政府對國際奧會的承諾。

文茜的世界週報有始有終地做了奧運的回顧。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在xx開始施工一個月，當地還有xx戶人家。怎麼辦呢？也只有中國，可以在一個月內遷走xx人、帶來了xx部挖土機、xx部打樁機……」。

Leadership，我想陳文茜女士心裡仍然默唸著這個字。

二、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

我很高興自己終於為關於奧運的各種爭議做完了一點回顧。然而這些故事只是一小部分，例如，我還沒講到胡佳，也沒講到家樂福。想多知道一點的話，或許可以讀一下這本《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

這是一本小書，不厚，行文也相當流暢易讀。然而，對許多人來講，它未必是一本「好讀」的書。對一些人來講，這本書可能「充滿著對中國的惡意攻擊」；對另一些人來講，這本書可能「充滿著不忍卒睹的悲劇」。對另一些人來講，這本書，可能因為同時喚起了前述兩種感受，因此更加地複雜而沈重。然而也因此，這本小書可能發揮的效應，無論是社會亦或是個人的層面上，也就超過了它篇幅的限制。

讓我們看看這本書說了些什麼：在一開始，它介紹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緣起、以及現代奧運的濫觴；接著，作者大致回顧了現代奧運與一百多年來世界史的相互糾纏。接著，則是中國百年來的奧運參與過程，以及北京從申奧到舉辦奧運之間的種種。

以上是為「看得見的北京」。接著，「看不見的北京」則提出了許多不那麼光鮮亮麗的故事：環境問題、拆遷、人權、鎮壓、非法拘禁……。

這些故事和許多媒體報導的方向截然不同。當然，它們也跟另一些媒體報導的方向較為接近。無論如何，當我們一邊看著奧運開幕式的表演、一邊讀著這本書，或者是看著前述各種充滿衝突與對立的故事，或許，我們都會得到一種印象：這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如同作者清楚意識到的，「這本書只有一種觀點」。換言之，兩種以上的不同觀點的確是存在的。或許世間事物皆如此，但在北京奧運這齣大戲上，不同觀點下呈現出的事物，可能存在著尤其驚人的反差。「進步、強大的中國」與「環境惡劣、藐視人權的中國」，恐怕的確是同時存在的：鳥巢的確是公共工程史上的驚人之舉，而它也的確是由一群權利不受保障的工人建成的；機場或奧運公園的興建的確展現了驚人的效率，但那也的確建立在一個（在極端一點的情況下）可以將反對者殺害的拆遷制度之上；這個國家的確讓它的許多人民引以為傲，但也的確仍然不介意拿著槍指向另一些人民；中國的確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中國的確有落後許多國家的民主、貧富差距與人權記錄……這些東西，的確是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出現了。

也或許正是在這種反差之下，才有了那麼多的爭議。中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你要盛讚它、或是嚴厲地抨擊，都不難找到根據。甚至可以說，在這些事情上，中國也的確都有數一數二的表現：它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成長、主辦了歷年來數一數二精彩的奧運；它很可能也有全世界數一數二嚴重的環境剝削、數一數二糟糕的人權保障。《看不見的北京》的兩位作者的確著眼於後者而寫出了這本書，並且明確地坦承這本書裡只有一種觀點。而只表達一種觀點的目的則是，將這本書當成拼圖的一部份，與其它諸多媒體對於中國的驚羨併陳——如此一來，中國的形象可能才會較為完整。

「完整」並不總是意味著「連貫」。事實上，將中國想像成僅僅是一個日漸富裕強大的泱泱大國、或者僅僅是一個煙塵滿天、飲水有毒、踐踏人權的人間煉獄，都會讓我們心目中的中國圖像比較有內在的統一性。然而，缺乏一個較為完整的視野，而僅僅以某個單一的角度理解中國，除了讓Youtube上那樣的對話一再重演、讓不同觀點的持有者繼續雞同鴨講之外，恐怕沒有任何的意義。而這樣的雞同鴨講，同時，也正在持續地自我複製著對立觀點的支持者。在壞一點的情況下，這種對立而片面的觀點還可能帶來一廂情願的民族主義，或者是一廂情願的妖魔化。而無論對中國或是對世界而言，一廂情願的民族主義或是妖魔化，可能都是危險的。

換句話說，認識中國的複雜性、認識各種值得讚許或批評的現象、並且平和地承認它們的的確確並存不悖，可能並不容易，但卻是有益的。或許，這也就是這本小書對台灣讀者最大的期望。

三、看不見的中國，被遺忘的世界史

無論這本書的其它讀者是抱持著怎樣的心情看完這本書的，至少對我而言，同時看著「輝煌的中國」與「不堪的中國」，心裡最揮之不去的感覺恐怕是「不安」。強烈的反差，讓我一時之間不知道自己應該抱持著怎樣的態度來看待北京奧運。身為一個以某種形式參與了申奧成功的激情、又因為另一些理由本就熟知這本小書內容的讀者，要找出一個明確的立場，其實並不容易。我不願意全盤否定「中國日漸富強」的描述、以及這個轉變對許多中國人民的意義，但也不能為此感到歡欣鼓舞，而忘記在這個過程中各式各樣的犧牲，無論是犧牲了人權、個人的身家性命、環境、或者是人性。

這種無所適從的感覺或許也來自今日中國各種強烈的反差。某種程度上，這些反差可以被全部加上問號：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蓋出舉世震驚的建築，但卻不能給予工人基本的保障？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如此有效率地進行城市規劃，同時卻又如此罔顧人民居住私土的權利？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另一部份的人民感到驕傲，卻又可以同時讓一些人民死於非命？

然而，這些問號其實也可以很輕易地被代換成「因為」，而弔詭地又成為前述問句的答案。一個國家在部分人民的犧牲之上建立起屬於國家、以及另一部份人民的成就，並不是稀奇的事。中國的經濟成長，建立在大體而言不受法律保障的勞工身上；中國的城市建設效率，則有賴於人民居住權利的闕如。文茜的世界週報是對的，全世界只有中國可以這麼快地將成千上萬的人遷離原本居住的土地，而這有一部分是因為並非每個國家都能在徵地抗爭中開槍。同樣地，幾乎毫無民主可言的政治體制、受到限制甚或威脅的言論自由、形式主義的工會、對環保團體的殫壓，同樣地都讓這個國家——就像奧運格言一樣——經濟成長更快、國際地位更高、國家能力更強。

換句話說，《看不見的北京》呈現出的，並不是「另一個北京」，而只是北京的一個側面。「看得見的北京」與「看不見的北京」之間，看似落差極大，其實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果沒有「看不見的北京」，可能就沒有「看得見的北京」。如同奧運開幕式裡的太極所展示的，「陰」和「陽」總是同時存在，看似矛盾，其實相生。

而這樣的故事其實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今天抨擊中國環境及人權問題的西方世界，並不是一開始就擁有著優異的人權與環保記錄。從海外劫掠、殖民、種族屠殺或隔離、拐帶奴工、販賣黑奴，戰爭、侵略、不平等條約、到濫砍、溫室氣體、還有直到今天仍喧騰不休的伊拉克戰爭，在在都提醒了我們「看不見的西方」—— 也或許不是看不見，只是被遺忘。工業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總是伴隨著各種對社會、環境以及個人的傷害。今天的西方世界，或者說西歐與美國，或許可以輕易地指責中國的各項負面形象、或許會為中國各種反差極大的現象感到震驚，但其實每個社會都有過這一段歷史。而中國，只是在大家即將遺忘這些故事之際，把這段歷史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就像作者在執筆寫作之際想起台灣的樂生，「看不見的北京」最終其實將把我們每個人帶回自己的社會。我衷心希望這本書能夠有更多的讀者——或許我們讀了會憤怒，無論是對作者們還是對中國；或許我們會把這本書當成自己觀點的佐證、或是把這本書當成自己的論敵；但也或許，我們會感到迷惘。而如果我們迷惘了，或許明天我們就會變得更清明、更平和。

而如果我們沒有變得清明而平和，那麼也沒關係。我們總是活在不太清明、不太平和的世界裡。這一切說不清楚的故事、各種不同的觀點，構築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歷史。更多的迷惘與更多的思索，或許可以讓我們留給後代一段更光輝的歷史；即便不行，至少我們會更瞭解自己。

（本文原載於此）

中華民國第十、十一、十二任總統御製詩remix版

2009-04-12T02:40:00.000+08:00

‧之其一

一百年的歲月，能留下多少痕跡？
一百年的歷史，能寫下多少故事？
寶徠匆匆的最後一面，猶如昨日。

曾經是重慶南路寓所的舊主人，
如今是新主人的階下囚。
我卻看見你，一個平凡的生命，
走過最艱難的時光，挺立成永恆的燈塔。

‧之其二

在俄羅斯古老的大地，你磨練自己，
像礦工，尋找中國未來的燃煤。
十三天，彷彿十三年。

在贛南，你深入最貧困的家庭，
雜物棉被書籍佔滿地舖空間，
想建設公平幸福的人間--
不是遊民乞丐收容所，
而是巴士底監獄的土城看守所。

在中橫，你夜宿在寒冷的荒山，
吃喝拉屎，洗衣洗澡，
水桶一桶又一桶，
大桶不夠，茶水桶也可以。
用平凡的雙手，開鑿出連結勇氣與毅力的道路。

在上海，你和特權戰鬥，
凸顯清廉正直的價值，
又重回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

在舟山群島，你帶領軍民大撤退，
在戰火中，保存著最頑強的意志。
在起床聲中驚醒，
原來自己還能呼吸，
卻發現沒有人有好心情。

‧之其三

在每一個你曾走過的台灣鄉村，
在每一塊你建設過的土地上，
家後一曲，一唱再唱，
教我如何不想她。

你說後悔作第一夫人，
不對，這不是你的錯。
你不曾留下痕跡，唯一留下的，
是人們擁有了更好的生活。
我們恆久的紀念你，在自己的心中。

‧之其四

未來的孩子將會記得你平凡的背影，
自私的走上政治這條路，
什麼工作不能做，去作什麼總統。
一切晚矣，不可能再回頭。
你像夕陽，雖然西下，卻留下滿天金色的光芒。

政黨輪替的枷鎖，
在亂石堆中，
像一座燈塔，照亮我們奮鬥的方向。

獨立建國的志業，
能掛的都掛了。
我們會帶著你的智慧、愛心和勇氣，在風暴中成長。
不能抬頭挺胸走出去，
也要死在台灣歷史的十字架上。

島唄

2009-04-09T13:05:00.000+08:00

TheBoom

夏川里美

This article is about a specific song by The Boom. For the genre of island songs from the Ryukyu Islands, see Ryukyuan Music.

(The content below is from wiki)
Shima Uta (島唄 ,Island Song?) is a 1992 song by the Japanese band The Boom. It was written by the lead singer, Kazufumi Miyazawa, based on his impressions from visiting Okinawa for a photo shoot. It is the band's best selling song, well-known throughout Japan and Argentina, and one of the most widely known songs associated with Okinawa. Despite the title Shima Uta, which is also a term for traditional music from the Ryukyu Islands, the band members are all from Yamanashi Prefecture and the song uses a mix of modern pop and rock styles as well as min'yō. Okinawan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Okinawan vocabular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ng.

關於明星高中

2009-04-08T23:01:00.000+08:00

這幾天，政府又一次丟出了高中社區化的議題。「處在舊招生體制志願階序頂點」的建中和北一女（是的，媒體一想到第一志願就想到建中北一，這裡頭恐怕還有台北中心的氣味）本來就很首當其衝，加之還有建中校長跳出來說話，建中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大家目光的焦點。聯合報民意論壇一連出現了至少四篇文章，網路上的筆戰也風風火火。

其實我對這一連串討論有許多困惑，一時也說不清。先簡述一下這段時間以來我看到了些什麼吧。

平面媒體

四月四號，聯合報報導：〈建中校長：明星高中應維持選才〉。這篇報導中引述了建中蔡校長的看法：「蔡炳坤指出，明星學校維持選才，也是一種符合社會正義的方式，因為學生不論在哪裡，可以靠個人努力，而有階層流動的機會」。

四月六號，聯合報讀者投書：〈只收菁英，不符合社會正義〉。在這篇投書之中，聯合大學建築系主任王本壯指出「建中的校長與同學們所傳達的訊息是，必須要篩選出一些特別的人給予特別的待遇，然後這些特別的人會成為國家未來的希望。這樣的思維似乎完全忽視了其他人的權益，忘記了人生而平等這樣的核心價值。要知道建中學生享有多少特殊的待遇及資源，把這樣的待遇及資源投注到任何高中，相信不出數年，都可以成為明星高中！」

同一天，聯合報另一篇投書：〈削弱明星，不利國家競爭力〉。高雄女中學生吳貞寧質疑：「免試入學與十二年國教，如媒體解讀的，是希望減少「明星高中」光環嗎？倘若有部分原因如此，試問：台灣未來的競爭力何在？當所有人都有平等機會進入「明星高中」，學生無須過度致力於課業即可升學，只要家長有能力購置理想學區屋所，造福的對象是誰呢？」

四月七號，聯合報讀者投書：〈讀了明星高中，才知天外有天〉。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李瑞中：「明星高中維持選才到底是否提供「階層流動」的機會？我想正確的對比應該是標準化測驗選才下的建中與變成社區高中的建中，到底那個提供了比較多的『階層流動』的機會。要透過考試上建中，你儘管出身貧寒，還可以加倍努力。若是要透過住到建中學區上建中，以台北房價，你需要生在富商巨賈家。」

同一天，同媒體另一篇投書：〈不要明星高中，扭轉菁英教育〉。武陵高中學生陳彥潔：「在爭辯該不該開放免試入學、十二年國教及「明星高中」是否繼續存在的議題時，是不是應先思考到底我們期許教育能達成什麼？是一個菁英主導的社會？或是每個學生能平等接受教育，發揮未顯潛力的社會？」

網路討論

報紙上的討論，透過BBS的「轉貼∕回應」討論模式，多少影響了網路上討論的框架。於是在網路上，這一系列的討論也就大抵沿著「菁英教育vs.階層流動」的路徑進行，很快地就進入了抽象的理念之爭。可想而知地，這場理念之爭又（如同多數情況下）演變成了兩個陣營的對壘。兩大陣營的一邊是以「社會正義」論為主軸的論述，基本上欲求一個更公平的流動路徑；另一邊則是「人定勝天論」，或稱「王永慶論」。「人定勝天論」的支持者往往會舉出自己或是他人（經常是王永慶或郭台銘）的例子，指稱弱勢家庭或地區的學生，只要努力還是會有出頭天，藉以論證社經背景的差異不重要。

「人定勝天論」的問題是，王永慶的例子有他當時的整體社會經濟脈絡，他當時發家致富的模式在今天不一定能夠適用。我的叔公小時候家裡超窮，家裡只有十多歲去台北打工的大哥（就是我阿公）和眼盲的寡母（就是我曾祖母），他跑去給日本人當學徒學技術，做出「不會漏水的熱水器水盤」賺了不少錢，階級大翻身。拿那個年代的例子，無論是王永慶或我叔公，說今天的窮人小孩一樣可以出頭天，沒出頭的是自己不努力，恐怕跟拿朱元璋當「人定勝天論」的佐證一樣好笑，最多只是好笑程度的不同。

即使拿自己當例子來支持「人定勝天論」，其實也沒什麼意義。這種例子多半強調自己家裡多窮、求學過程多辛苦、經過自己的努力可以達到多大的成就云云。這樣的故事很感人，也可能是弱勢者很好的榜樣，但是終究沒有觸及到另一個現象：當這些人講自己有多努力所以考上台大的同時，社經條件較好的學生可能不用那麼努力就考上台大，而社經條件較好，並且跟這種「人定勝天論」者一樣聰明一樣努力的學生，則有更多的機會得到更高的成就。社會結構的限制不會因為有少數人可以稍微不受影響就不存在，受到影響的那些人，也不見得是自己活該。社會階層自我複製的結構當然不至於讓弱勢者「絕對」「永遠」「不可能」翻身，但是它的確可能讓「同樣聰明」、「同樣努力」的人，基於社經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人生。

菁英教育vs.階層流動？

然而，以「社會正義」為主軸、訴求「增加階層流動機會」而期望明星高中社區化的論述，也有它的問題。講得更根本一點，把「明星高中社區化」看成「菁英教育vs.階層流動」的問題，恐怕在一開始就搞錯了方向。換言之，從報紙投書開始就設定下來的這個論題，很有可能是個假問題，而許多在這個框架中爭辯的支持者或反對者，搞不好都只是在陳述自己的世界觀，而不是談明星高中社區化。

把明星高中社區化與否視為「菁英教育vs.階層流動」的對立，在對立的兩端都有疑義。首先，明星學校真的是菁英教育嗎？如同一些明星高中校友質疑的，明星高中真的有像王本壯說的一樣，「享有多少特殊的待遇及資源」嗎？王本壯對此根本沒有舉證，理所當然地認為明星高中就像明星大學一樣享有高於其他學校的資源。我看了以後很想去找關於預算的資料，結果發現台北市政府主計處的網頁不見了，能夠搜尋到的連結，點進去都會回到台北市政府首頁。當然，如果我們假定老師們也喜歡去明星高中任教，並且在進入明星高中前必須經過比其他學校更激烈的競爭，那我們或許可以想像明星高中會有高於平均的師資。不過，這種差異會有多重要呢？我不知道。如果明星高中並未享有什麼了不起的資源，那所謂的「菁英教育」只是「把一群會考試的人放在一起教育」，說真的，我覺得把這群會考試的人聚在一起教或是打散在不同學校教，對階層流動恐怕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

另一方面，就算明星高中真的是資源分配傾斜的菁英教育，明星高中的社區化是否會促進階層流動，也仍然是個問題。就像李瑞中（和許多人）點出來的一樣，社區化以前是「會考試的人享受較高資源」，社區化以後則可能是「住好學區的人享受較高資源」。以階層流動的角度來看，我看不出後者哪裡比較好。我並不是像前述的「人定勝天論」者一樣，認為階層流動是個人自己的事，不要計較公平不公平。只是，要克服社經條件對個人的限制，找上了高中社區化這個辦法，我目前看不出道理何在。

所以我直到現在還是不明白：如果明星高中不一定有較高的資源，就算有，把他們社區化了以後也不見得有利階層流動，那大家吵「菁英教育vs.階層流動」，是針對什麼現象、什麼政策在吵的呢？

如果假問題是真的

換一個方向想，假如前述的「菁英教育vs.階層流動」不是個假問題，而是個真問題，那恐怕事情也沒那麼容易直接跳到社會正義的理念問題。我們就當作明星高中真的享受了較高的經費挹注，並且有較好的老師吧。接下來的問題是，較高的經費和較好的老師，對於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有怎樣的影響？只要明星高中仍然同時有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那這個問題就得被弄清楚。

之所以必須弄清楚，是因為以下的可能性：較高的學校預算，和較好的老師，對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的確可能有不同的影響。甚至，有可能較高的經費和較好的老師，對弱勢學生的影響更大。有錢補習或請家教的學生，放在哪個學校，都可能是靠校外補習獲得升學技能；沒錢補習請家教的學生，放在不同的學校，影響就很大了。圖書館有多少書，對富裕家庭的影響，也會小於經濟上較為弱勢的家庭。極端一點的情況是，較好的學校條件，對高社經背景的學生沒什麼作用，但對社經背景弱勢的學生則影響顯著。如果這個假說為真，那麼事情可能會變得跟建中校長或李瑞中的說法有一點類似，但是在這個推論裡，我加入了一個更強的假設：具有社經條件優勢的學生，其學業表現對學校資源較不敏感，社經條件弱勢的學生則不然。把這個推論推到極端，明星高中裡面的弱勢學生會因為這些資源而向上流動，社經地位高的則不會受到明星高中的影響，擺在哪裡都一樣。這些資源在極端的假設下只對弱勢者有意義，因此菁英教育反而變成了階層流動的機制。這種推論有多寫實呢？不知道，我們需要量化研究的支援。

故事並沒有講完。「明星高中只對弱勢者有意義」是一回事，社區化會對弱勢者更好還是更壞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前面的假設不變，社區化前的明星高中擁有較高的經費與較好的師資，那麼，社區化以後有兩種可能：要嘛就是所有學校拉平，不然就是繼續維持不同學校間的差異。

如果繼續維持學校間的差異，那麼，結果就是能住在明星學校附近的人享受較好資源，其他人免談。明星高中社區化前，有錢又會考試的學生進入明星高中，享受對他們來講意義不大的資源；沒錢但會考試的學生也進入明星高中，享受對他們影響蠻重大的資源。有錢但不會考試的學生進入資源沒那麼多的學校，但是反正他們本來就有很多資源了，這對他們的流動機會影響不大；沒錢又不會考試的學生，則在資源較為缺乏的學校，沒有家庭和學校都無法給予足夠的培養。明星高中社區化後，有錢的學生進入資源較好的學校，對他們來講沒什麼差；沒錢的學生，不管是否擅長考試，都進入資源較差的學校。這對不擅長考試的人來講都一樣，對擅長考試的人來講，則錯失了享受較好資源的機會。

如果能夠把經費與師資拉平，那麼，這些對有錢人來講不太重要的優勢資源，面對的等於是「集中服務擅長考試的窮學生」和「平均分配給所有窮學生」的兩難。說穿了，這一段假設的就是學校資源對社經背景優勢的學生影響有限，於是分配正義就變成了社經弱勢者之中，會考試與不會考試的學生間的問題。

呃，這好像仍然不太是社會流動的問題。

資本主義沒有失敗

2009-04-02T19:54:00.000+08:00

心血來潮（其實是逃避越開越大的工作天窗）改了網誌的版型，順便多添一篇內容吧。

這篇文章很妙——資本主義沒有失敗，失敗的是體制裡面的掌權者。這種論述怎麼那麼像當初新自由主義在坊間到處兜售的社會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好的，但是忽略了人性的因素」？不是說市場經濟就是可以讓自利動機促進集體利益嗎，怎麼一下子這個體制出紕漏了就開始批判人性太貪婪？說是執政者早該好好管理市場，欸，為什麼我總以為資本主義（或者叫做自由市場）支持者的核心意識型態就是「管制是暴行」？

華爾街出事，怪人性貪婪怪政府無能，說資本主義本身沒什麼問題。然而一個宣稱只要有市場，就可以不要政府管制可以讓個人自利造福群體的世界觀，搞到要歸咎人性歸咎政府的地步，就算是沒失敗吧，這還不夠難看嗎。

天真的學生們

2009-04-02T16:29:00.000+08:00

網路上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只要出現了還有點信念的論述，就有可能被譏為「天真」，而「天真」又常常跟「還是學生」連在一起，似乎只要將人貼上了這兩個標籤，就可以獲得一點不知從何而來的滿足。

這種滿足建立在對「天真」及「學生」賦予的負面意涵上。如果與「圓融」或「通達」相對，「天真」的確是一個略帶貶意的形容。然而，很遺憾地，一個圓融或者通達的人往往不會對別人的「天真」說什麼，真正一天到晚嫌人家天真的，往往是犬儒的人。犬儒者藉由將別人的理想性貶抑為天真，有時的確可以獲得一點慰藉。藉由這樣的說法，他們可以以為自己的犬儒是一種成熟。

相對於不斷將理想與現實反覆參照，帶著自己信念在這個世界裡打滾而獲致的「圓融」或「通達」，犬儒者若非從來就沒有任何理想性，就是曾經有過，或者自以為有過，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搞丟了。不論是哪一種，其實都沒有什麼比天真者更高明的地方。事實上，犬儒比天真更糟，因為天真者可能變得圓融通達可能變犬儒、也可能繼續天真下去，而犬儒者大概一輩子就是個犬儒的人，不會再有什麼改變。什麼理想性超越性，或者講得更簡單點叫做信念，對他們來講早就謝謝收看了。在抽象層面上失去了任何可能性的人，唯有自欺欺人地將自己的犬儒包裝為成熟，將之放在天真的對立面，這種生命狀態看起來才會好看點。

至於說人家是學生，不論對方到底是不是，實在是沒什麼好得意的。學生的身份並不意味著任何人生經驗或智性上的缺乏，一個生命貧瘠的人也不會因為脫離學生身份就有什麼本質性的改變。不論是多打了幾次卡、或是見識了所謂「職場上的險惡」，對於貧瘠的心靈來說，只是多出一些可以用缺乏想像力的腦袋詮釋的經驗，平庸的本質不會改變，至少不會往不平庸的方向改變。

最可悲的地方，其實是一個人被自己的平庸逼到了一個地步，竟然連心平氣和地看待他人理想性的勇氣都沒有。說得相對主義一點，理想性未必特別高貴，平庸也沒什麼關係，然而不能心平氣和地看待人家的理想性，也不能心平氣和地看待自己的平庸，卻是自己否定了這種相對主義的觀點。不能爽快地曳尾於泥塗，看到人家的理想性就要覺得刺眼，於是只好酸人家是天真的學生，好像犬儒的上班族就很了不起，這種卑瑣的心理狀態沒什麼好批評的，只是讓人看了心酸。

脫離學生身份、為三餐溫飽所苦卻仍擁有信念的人很多。還是學生，充滿天真熱情，但是一面與外在條件對抗一面反思自己信念的人也很多。犬儒者的眼中看不到這種人，他們的世界裡只有平庸的自己和平庸的學生，其實平庸的學生也就是他們的少年時代。

黃武雄的50年維和方案

2009-02-20T16:13:00.000+08:00

http://www.wretch.cc/blog/fortwpeace/9459222

廣告一下，希望還有在看這邊的朋友關心一下這個構想。

McCain落選感言

2008-11-05T18:34:00.000+08:00

謝謝，謝謝。我的朋友。謝謝你們在這個美麗的亞利桑納夜晚來到這裡。

My friends, we have --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a long journey.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spoken, and they have spoken clearly.

我的朋友，我們已經來到這個漫長旅程的盡頭。美國人民已經說話了，說得非常清楚。

A little while ago, I had the honor of calling Sen. Barack Obama to congratulate him.

不久前，我很榮幸地致電給Obama參議員並恭喜他。

（群眾聽到Obama的名字就開始噓，McCain一直說please，做手勢要大家安靜）

To congratulate him on being elected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that we both love.

恭喜他被選為這個我們同樣熱愛國家的下一任總統。

In a contest as long and difficult as this campaign has been, his success alone commands my respect for his ability and perseverance. But that he managed to do so by inspiring the hopes of so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had once wrongl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little at stake or little influence in the election of an American president is something I deeply admire and commend him for achieving.

在這樣一場漫長而激烈的競爭之中，僅僅是他的勝利，就使我敬重他的能力與堅毅。然而，他更令我激賞而盛讚的成就，是他在贏得選戰的過程中，喚起了數以百萬計人民的希望——這些人曾經誤以為自己在美國總統的選舉中無足輕重、無法造成任何影響。

This is an historic election, and I recognize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it has for African-Americans and for the special pride that must be theirs tonight.

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選舉，而我知道它對非裔美人特殊的意義，今晚這份特別的榮耀屬於他們。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America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all who have the industry and will to seize it. Sen. Obama believes that, too.

我素來相信美國提供那些努力並願意抓住機會的人以機會。Obama參議員也這樣相信著。

But we both recognize that, though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from the old injustices that once stained our nation's reputation and denied some Americans the full blessings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memory of them still had the power to wound.

但我們也都知道，雖然我們已經遠遠走出了過去的不義、那曾經損傷這個國家的榮譽、拒斥一些美國人民的公民權利的不義，這樣的記憶仍然有傷害人的力量。

A century ago,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s invitation of Booker T. Washington to dine at the White House was taken as an outrage in many quarters.

一個世紀以前，羅斯福總統對Booker T. Washington的白宮晚餐邀請，被許多人視為嚴重的冒犯。

America today is a world away from the cruel and frightful bigotry of that time. There is no better evidence of this than the election of an African-American to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今天已經是一個遠遠離開了當年那種殘暴、醜惡的偏執的世界。對此，沒有任何比這場選出非裔美人為美國總統的選舉更好的證據。

Let there be no reason now for any American to fail to cherish their citizenship in this, the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此後，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沒有理由不珍愛自己身為這個世界上最偉大國家公民的身份。

Sen. Obama has achieved a great thing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country. I applaud him for it, and offer him my sincere sympathy that his beloved grandmother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day. Though our faith assures us she is at rest in the presence of her creator and so very proud of the good man she helped raise.

Obama參議員已經為他自己以及他的國家做出了一項偉大的成就。我為此讚賞他，並且為他祖母無法於在世時看到這一天而感到同情。即使我們的信仰確信著，她已經安息在造她的主身邊，並為這個她一手拉拔長大的人感到驕傲。

Sen. Obama and I have had and argued our differences, and he has prevailed. No doubt many of those differences remain.

Obama參議員和我有很多不同，也因此有過激烈的論戰，而他贏了。無庸置疑地，這些差異仍然存在。

These are difficult times for our country. And I pledge to him tonight to do all in my power to help him lead us through the many challenges we face.

我們的國家正處於艱難的時刻。而我今晚向他保證，我會盡我一切的力量來幫助他領導我們度過我們面前的挑戰。

I urge all Americans who supported me to join me in not just congratulating him, but offering our next president our good will and earnest effort to find ways to come together to find the necessary compromises to bridge our differences and help restore our prosperity, defend our security in a dangerous world, and leave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 stronger, better country than we inherited.

我敦促所有支持我的美國人民，跟我一起，不只是恭喜他，更向我們未來的總統致上我們的善意，以及至誠的全副精力，來找到協調我們之間差異必要的共識，並找回我們的繁榮、在充滿危機的世界中保衛我們的安全、並讓我們留給子子孫孫的國家，比我們所繼承的更加強大、更加美好。

Whatever our differences, we are fellow Americans. And please believe me when I say no association has ever meant more to me than that.

無論我們有何不同之處，我們都是美國同胞。同時，請相信我，沒有另外一種人與人的聯繫，比這更對我意義重大。

It is natural. It's natural, tonight, to feel some disappointment. But tomorrow, we must move beyond it and work together to get our country moving again.

在今晚，感到失望是自然的。但是明天，我們必須走出這個失望並同心協力再度

動這個國家往前走。

We fought -- we fought as hard as we could. And though we fell short, the failure is mine, not yours.

我們奮鬥過——我們盡我們所能地奮鬥過。雖然我們失敗了，但這是我的失敗，不是你們的。

I am so deeply grateful to all of you for the great honor of your support and for all you have done for me. I wish the outcome had been different, my friends.

我深深感激你們——為了有幸得到你們的支持，為了你們為我做的一切。我希望結果不是這樣，我的朋友。

The road was a difficult one from the outset, but your support and friendship never wavered. I cannot adequately express how deeply indebted I am to you.

這條路從一開始就很艱辛，但是你們的支持及友誼沒有動搖過。我對你們的感激

法言喻。

I'm especially grateful to my wife, Cindy, my children, my dear mother and all my family, and to the many old and dear friends who have stood by my side through the many ups and downs of this long campaign.

我特別感激我的妻子，Cindy；我的孩子；我親愛的母親以及我的整個家庭。還有許多親愛的老朋友，在這場選戰的起起落落中一直站在我這邊。

I have always been a fortunate man, and never more so for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you have given me.

因為你們給我的愛與鼓勵，我一直是個幸福到無以復加的人。

You know, campaigns are often harder on a candidate's family than on the candidate, and that's been true in this campaign.

你們知道的，選戰對一個候選人的家庭往往是辛苦的，其辛苦更勝於候選人的辛苦。而在這場選戰中，真的是這樣。

All I can offer in compensation is my love and gratitude and the promise of more peaceful years ahead.

我所能做的一切補償，就是我的愛與感激，以及保證未來的幾年會比較風平靜。

I am also -- I am also, of course, very thankful to Gov. Sarah Palin, one of the best campaigners I've ever seen, and an impressive new voice in our party for reform and the principles that have always been our greatest strength, her husband Todd and their five beautiful children for their tireless dedication to our cause, and the courage and grace they showed in the rough and tumble of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我也，我也，當然，非常感謝Palin州長，她是我見過最好的選戰參與者之一。在我們的政黨裡，她也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聲音，同時呼喚著改革以及那些一向是我們力量的原則。我感謝她，她的丈夫Todd以及他們五個可愛的子女——為了他們為了我們的理想不懈的付出，以及他們在艱難而顛簸的總統選戰中，展出的勇氣與美德。

We can all look forward with great interest to her future service to Alaska,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our country.

我們可以熱切地期待她在往後的日子中，繼續為阿拉斯加、共和黨以及我們的國家效力。

To all my campaign comrades, from Rick Davis and Steve Schmidt and Mark Salter, to every last volunteer who fought so hard and valiantly, month after month, in what at times seemed to be the most challenged campaign in modern times, thank you so much. A lost election will never mean more to me than the privilege of your faith and friendship.

對我的競選同志、從Rick Davis、Steve Schmidt、Mark Salter到每一位在這場一度被看做當代最艱難的選戰中，如此努力、英勇、一個月又一個月奮戰到今天的義工們，謝謝你們。一場敗選對我最大的意義，是你們的信賴與友誼。

I don't know -- I don't know what more we could have done to try to win this election. I'll leave that to others to determine. Every candidate makes mistakes, and I'm sure I made my share of them. But I won't spend a moment of the future regretting what might have been.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還曾有什麼可做的，以贏得這場選舉。我將這留給他人來定奪。每個候選人都會犯錯，而我確知我跟他們一樣。但我不會花任何一點時間來懊悔什麼事情。

This campaign was and will remain the great honor of my life, and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nothing but gratitude for the experience an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giving me a fair hearing before deciding that Sen. Obama and my old friend Sen. Joe Biden should have the honor of leading us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這場選戰曾是、也將永遠是我今生最大的榮耀。我心中一無所有，只有感恩——對這一場經歷、以及美國人民公正地聽了我的聲音，在他們決定給予Obama參議員及我的老友Joe Biden參議員在未來四年中領導我們的榮耀之前。

（群眾又開始噓，McCain又制止大家）

I would not -- I would not be an American worthy of the name should I regret a fate that has allowed me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serving this country for a half a century.

命運已經給予我不凡的殊榮，允許我服務了這個國家四分之一個世紀。如果我再有什麼遺憾，我將不配被稱為美國人。

Today, I was a candidate for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country I love so much. And tonight, I remain her servant. That is blessing enough for anyone, and I thank the people of Arizona for it.

今天，我是一個我至愛國家最高職位的候選人。今晚，我仍是她的公僕。這對任何人來講，都足以稱為福份。而我為此感謝亞利桑納州的人民。

Tonight -- tonight, more than any night, I hold in my heart nothing but love for this country and for all its citizens, whether they supported me or Sen. Obama -- whether they supported me or Sen. Obama.

今晚，——今晚，較任何一個其他夜晚更甚，在我心裡只有對這個國家的以及她所有公民的愛，無論他們支持我或是Obama參議員。

I wish Godspeed to the man who was my former opponent and will be my president. And I call on all Americans, as I have often in this campaign, to not despair of our present difficulties, but to believe, always, in the promise and greatness of America, because nothing is inevitable here.

我祝福那個曾是我對手、並將成為我的總統的人。並且就像我在選戰中常說常做的，我呼籲所有的美國人，不要為了當前的困境而絕望。要始終相信美國的應允與偉大，因為在這裡沒有任何事情是注定的。

Americans never quit. We never surrender.

美國人民永不放棄。我們永不屈服。

We never hide from history. We make history.

我們不會從歷史中消失。我們創造歷史。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謝謝你們。願神祝福你們。願神祝福美國。非常謝謝各位。

假考部隊的保麗龍革命

2008-07-26T10:10:00.000+08:00

到目前為止，針對假考部隊的正反意見，其實多數都停留在「誰有權決定科系生死、誰有權決定考生未來」的倫理問題上。說「停留」有點奇怪，因為有許多的論戰其實都是從實然問題開始，其後才進入倫理的論辯。至少在學術界經常是這樣。或許我們可以說，假考論戰並非「停留」在倫理層面，而是「一下就跳到了倫理問題上」。

我想回頭談一點實然問題。雖然用模型推論有很多漏洞，但在缺乏實證資料（這點我先謝罪）的情況下，我還是先做個夢拋磚引玉一下吧。

這是我夢到的：

在一個小島上，有30家大學和100家技術學院。大學生畢業了去當律師、工程師或醫生，或者各種腦力勞動的行業，而技術學院學生畢業了去擔任比較非知識密集的工作。小島並不十分有錢，不過比當初大家都在種田的時候好。大學畢業的學生當然被許多人視為天之驕子，但技術學院的畢業生也可以在當時遍地開花的勞力密集製造業裡擔任從基層到中高級的職位。他們不能擔任高階主管倒不是學歷、知識或是全民英檢的問題，而是因為這些工廠多數是家族企業，不是自家人本來就不能當高階主管。還好，這些不能當高階主管的人還可以自己跳出來開小工廠，黑手變頭家，這個島被U. C. Berkeley的一個博士生稱為「頭家島」（boss island）。

可是逐勞動力而居的low-end製造業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島，為此，英明有為的政府推動了產業轉型計畫，轉形成什麼呢？在我的夢裡，他們建立或引進了一些知識密集的產業。例如說，在這些行業裡面，大多數的人必須懂物理、化學或是微積分。這個島的人民非常勤懇好學，但在我的夢裡，物理、化學或微積分這些東西，好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唸到「足以進入知識密集產業」的程度。這可能是因為有些人不用功，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爸媽自己連高中數學都沒念好、因為他們沒錢補習、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比另一些人的老師遜。另外，就算有很多人都可以把這些科目念好，這些新興產業終究受限於全球市場規模，以及知識/資本密集的產業特性，能夠吸納的勞動力本就有其上限。結論是：在我的夢裡，新的知識密集產業，並不像過去的勞力密集製造業一樣，能夠吸納那麼多的勞動力。

但是，新產業的確是很威，造就了驚人的經濟成長。這些經濟成長，在數字上，就是一個overall的GDP成長率，很多人看到這個數字，就相信小島越來越有錢了，有時候還會拿這個數字去跟某個大陸或是某個半島比。然而，這個經濟成長的數字未必是均勻地分配在每個人身上，事實上，這些經濟成長主要是由會微積分（把物理化學等都舉出來會太長，姑省略，反正是夢，下同）的人創造的，也主要進了會微積分的人的口袋。微積分念不好、或是念好了卻不夠好到擠進那些公司、因此可能要留在傳統產業裡面的人，其實薪水沒有比過去從事同樣工作的人高多少。他們的薪水的確有變高，但並非那些傳統產業的產值明顯增加了，而是因為會微積分的人消費力增加拉高了小島整體的生活成本，不會微積分之人的薪水多少也得反映一下。

問題是，勞力密集的製造業不能承擔這種薪水的變動，加上匯率之類的因素，於是他們紛紛搬家了。

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島上的風景變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個人可以憑著「做出不會漏水的熱水器水盤」而換來上億身家；在不久以前，那100家技術學院的學生可能可以靠著自己學得的一技之長在那個熱水器大亨的手下工作。但是隨著產業的轉型，熱水器大亨把工廠搬到別處去了，舊的工人失業，新的技術學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為了迎合知識密集的產業轉型，也因為對於高等教育控制的鬆綁，那些技術學院開始改名叫作大學。最後，島上有了130家大學。可能更多一點，我不知道，請不要對夢要求太多。改個名字並不會讓產業結構改變，也不會讓既有的產業結構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或許知識密集產業仍在繼續發展、這100家改制的大學裡有人帶著學到的微積分搭上了勞動需求增長的順風車，但當然不會是全部，而且可能是少數。短期而言，改名字對於就業的影響可能不大，至於長期而言，長期而言...In the long run, we're all dead。

然後，新聞媒體開始報導，說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然後，有一批英雄（至少主事者的確是個hero，雖然不會投時速140km的下墜球也不會把時速140km的下墜球打成全壘打），看多了《死亡筆記本》，跳出來說，大學生滿街跑卻找不到工作，都是那些新大學（可能是那100家之中的幾家）的錯。他們要去考指考、填上那些學店卻不去報到，讓他們倒店。

我醒了，靜靜坐在床上發呆，不知道這個夢應該要怎麼收尾。我可能希望在接下來的夢裡面，這批英雄的行動真的讓學校皮皮挫之後努力辦學、而且竟然「當你真心想完成一件事，宇宙萬物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竟然剩下的學校就有了長足的進步，然後就沒有大學生失業了。這個小島變得好幸福，英雄不再只是英雄，而是新世界的神。

可是，這樣的收尾符合邏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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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講得有點長了，可是我還是想多說幾句話。

我的夢是極端的情況，或者說是個簡化的模型，現實不會剛好就是那樣。但是，現實越接近那個模型，英雄們做的事情恐怕就越non-sense。然後，整個行動就會越顯得像意氣用事、認識不清、紮稻草人、逞英雄，或者是扮家家酒。其主要的價值，大概是製造新聞，喚醒社會注意教育——問題是，我們居住的小島從來就不缺人製造新聞，也不怕人們不注意教育問題。

寫到這裡就不像作夢那麼輕鬆了。

我一直對假考部隊抱持著事不關己、甚至有點看戲的心態。之所以冷眼旁觀，是因為我總覺得他們不會讓事情更好，也不至於讓事情更壞。除了擔心被擠掉的考生會不會剛好真心好想好想進那個科系，其實我對這件事情沒什麼感覺。

然而做完那個夢以後，認真想來，我卻開始覺得沈重。我並不準備以新自由主義的姿態強調「選擇的自由」，雖然我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支持這個概念；我也不認為假考部隊的問題是「不尊重市場」，事實上我曾經在本板戰過拿市場概念的水桶出來叮噹的經濟系大一生。我對假考部隊的擔心與沈重之感，恰好不在於他們的「法西斯」、或他們有多arbitrary、多不尊重理性選擇或市場。恰好相反，我的遺憾，是在於他們對就業問題的缺乏思考，某個程度上，很弔詭地，或許是他們太相信市場了——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沒有被討論，一切的問題都被想像成「黑店」作祟。只要把「黑店」搞倒，市場就會順利運作。In the long run, in the long run。

更拉遠一點講，雖然反對假考部隊的聲音裡有經濟學家、還有更多的經濟系大一生，但我認為假考部隊的根本問題恐怕不在於「不尊重市場」，他們也不太是已從本板消逝的索尼口中的「笨左」。假考部隊的問題，不在於缺乏過去某些板友揮舞的經濟學直覺，而在於缺乏C. Wright Mills說的「社會學的想像」。某種程度上，他們其實運用了「經濟學直覺」，把小島面對的問題化約成原子化的「消費者」與「黑店」，卻沒有思考更結構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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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缺乏「社會學想像」的地方是，我得說，假考部隊的社會關懷的確可能很偉大，至少我不願去想他們之中有沒有人只是看不慣有人可以靠18分拿跟自己一樣的大學文憑。就當成他們的確很熱血很可敬吧，然而他們卻使用了很廉價的方法，想要完成自己的熱血心願。

要填上某個系所，然後不去報到，其實一點都不難，成本也並不太高。真正難、也真正可能有點意義的，是填上某個「爛大學」（注意我用了引號）之後，去報到、去繳學費、去上課、去考期中考期末考、去認識那裡的學生。然後，去思考自己身邊的同學、朋友、班上的阿宅和正妹，是如何唸書（好吧或者如何不唸書）、如何過大學生活、如何思考自己的未來，而這個學校對他們又有什麼意義。去認識自己的老師，看他們怎樣看待教學工作、他們在評鑑壓力下如何生存。如果念的是夜校，去看看自己的同學怎樣一早去菜市場批貨、回家包壽司、在上班族出門時擺攤賣壽司、補眠或者煮味增湯，然後去上課。

假考部隊是我見過最沒有經過調查、對自己宣稱要「拯救」的對象最無知的集體行動。事實上，他們讓我想起了劉少奇。按照史景遷的說法，在劉少奇對毛澤東的經濟政策提出批評以前，他的妻子王光美跑到農村裡面去下田。王光美戴上了鄉村婦女在田裡遮陽用的斗笠和面幕，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份。劉少奇憑著妻子的農村工作經驗，做出了自己的政策判斷。

那毛澤東就是個對農村無知的智障嗎？在1960年代，他有可能是。但是他在早年也講過「有調查，才有發言權」。在共產黨成天想著策動城市工人革命的年代，他也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假考部隊的問題在哪裡？我想，要是有的話，恐怕要這麼描述：要抽象點，他們無視於社會經濟結構；要實際點，他們不去瞭解他們要「拯救」的人的生活世界。這是一場在想像中、網路上和考場裡完成的集體行動，如果要為這個行動取個類似「袈裟革命」或是「天鵝絨革命」的名字的話，這是一場「保麗龍革命」。

給研究生的一張照片

2008-07-11T12:42:00.000+08:00

如果一直澆水，或許從它們之中可以開出花來。

I want you (r cell phone)!

2008-07-09T12:39:00.003+08:00

今天收到了一個奇妙的東西：一個封口附有膠紙的塑膠袋，紅白藍國旗色，一面是回郵信封的樣子，一面是一個正在講手機的美國大兵。美國大兵腦門上方寫著：CELL PHONES FOR SOLDIERS，小標題是Cell Phone Recycling Program。把你不要的手機丟進袋子裡寄出去，手機就會（可能經過改裝？）被送到美軍手上。會說可能經過改裝是因為上面註明了電池不是必備的，任何狀態的手機都接受。想一想，也沒道理說要部隊走一走突然去找個地方給手機充電。（官網按此）

收到這種東西，多少有點新奇又啼笑皆非，然後又給自己帶來了一點疑惑。原來戰爭時期（是的現在就是）還會發生這種事啊？然後，我開始想我要不要捐手機——大兵們打電話回家是應該支持的，他們的老爸老媽老公老婆孩子大概是在這場戰爭之中倒楣僅次於他們的人。不過，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好像是把他們弄回來，而不是給他們不限通話時數的國際電話吧？然後，如果我捐了一支手機，那我是不是也順便支持了這場不被國際法支持、基於毫無根據的理由、根本是一齣鬧劇的戰爭？我還是認為我會捐，不過前述問題我也沒個答案。

總之，還好我沒有手機。

這個信封袋提醒了我一件事：我現在待的這個國家正在打仗。在平常的生活裡，在戰場上的那些人只有在讀新聞的時候會被我想到，而這個小東西提醒了我，「我們」（其實光用一個引號還無法表達我的不適應）的大兵正在遙遠的戰場上。某種程度上，把它寄來的人認為我跟他們同屬於一個社會，可能還認為他們正在捍衛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跟他們被預設成是「一體」的。在這個意義上，伊拉克戰爭變成了「我們的戰爭」，也就是「我的戰爭」。

我沒有在工廠縫降落傘，也沒有去縫千人縫，一個回收手機的信封袋，是我對伊拉克戰爭的初體驗。

話又說回來，極端的反戰團體（如果存在的話）會怎麼看這件事？或許他們會幫虐囚的美國大兵設計對白：

「阿母！我剛剛在一個伊拉克人的臉上尿尿！」

鏡中花

2008-07-04T15:19:00.000+08:00

《紅樓夢》第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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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
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
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
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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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虛化」有版本作「終虛話」，
此處從紅樓夢網路教學研究資料中心全文。

Sea Wolf

2008-07-01T15:33:00.000+08:00

說來慚愧，在加州除了考駕照以外的第二項成就，竟然是學會了游泳。

小時候看了Jack London的《海狼》(The Sea-wolf)，從此以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很不像我地想要鍛鍊身體。高中時每天做仰臥起坐，結果還是一樣胖；在台大時有個學期每天去健身房，沒有任何成效；升研究所那年竟然還去了加州健身中心，在學校也每週跑兩次操場，每次四到六公里。瘦是瘦了幾公斤，但研二體重又暴增到73以上。這輩子最瘦的時候是在田野中，從73一下減到58。然後當然啦，寫論文時又胖回來了。

這一次的鍛鍊狂熱發作，是在後院的游泳池。以前只會游每次幾公尺的抬頭蛙，而且游完就會幾天不能洞。這次游了一個禮拜，竟然就會游泳了。每天下水前手臂都痛，下水後就撐著游到沒感覺為止。久而久之也就不會痛了。

在游泳之前，通常還會去慢跑。在這邊走路的機會實在太少，四月的某天，我走出門想去附近公園晃晃，結果發現自己不太會走路了。從五六月開始跑步，一開始跑個幾分鐘就回來，現在一次大概可以跑二、三十分鐘。

其實我非常喜歡重複單調的動作。小時候社區重新整修了公園，讓小朋友們去畫公園的牆壁，我媽教我畫魚，長得像個無限大的符號。一個下午以後，整面牆都是紅色的無限大魚。跟我一起去畫畫的小朋友其實很可憐的。

C'est la vie

2008-06-29T09:55:00.000+08:00

Before

After

感謝小潘提供。

California Republic

2008-06-28T07:52:00.000+08:00

1968年六月五號的傍晚，洛杉磯市的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裡面，一個白人主管對墨西哥員工說：誰叫你們自己要越過邊界來美國？員工回答：我們沒有越過邊界，是邊界自己跑過來的。

這是電影《驚爆時刻》(Bobby)的一個橋段。BTW，跟甘迺迪家族有關的電影在台灣大概都會被安上一個「驚爆」的片名，或許哪天會有一部講瑪麗蓮夢露和他們家關係的片子被翻成「驚爆瑪麗蓮」，那還好，翻成「驚爆蓮夢露」就未免鬧了笑話。說回據稱可能跟夢露關係匪淺的Bobby，他遇刺的那天晚上，加州其實已經當美國領土當了一百多年，片子裡的墨西哥侍者其實並沒有親眼看著邊界跑到他頭上。

汝加州人，應知加州事。雖然我對「當加州人」這件事沒什麼好印象，但是還是要wiki一下加州。一wiki之下才發現，平常路邊掛得高高看不清楚的州旗，上面寫了”California Republic”，加利福尼亞共和國。本人實在沒什麼學問，完全沒聽過這個東西，就繼續wiki下去。原來歷史上還真有這麼個共和國，而且這個共和國的誕生，就是Bobby死的那天晚上，墨西哥侍者講的，邊界跑到太平洋的前奏。

這個北美數一數二短命的政體，從1846年6月14日的「大熊旗造反」(Bear Flag Revolt)起，存續了不到一個月就加入美國。美軍的小頭目John C. Frémont在6月14號那天，叫了33個人(沒錯！33人！)闖進了Sonoma鎮中心，升起了一面大熊旗，抓了墨西哥方面的官員，宣告加利福尼亞(當時還不叫加州，只好用這麼長的譯名)脫離墨西哥獨立。九天後，也就是6月23號，Frémont帶了將近兩倍於先遣部隊的軍團，也就是60人(是的就是60人！)，跟這批剽悍的美國大兵會合。

墨西哥方面很快地得知了消息，派了部隊前往鎮壓。Joaquin de la Torre帶了50個人從Monterey出發，打算去收復由將近100人佔據的Sonoma。Torre的部隊(不是Dodgers，雖然人數沒比Dodgers多多少，而且可能還沒那麼壯)走著走著，在6月24日，竟然遇到Sonoma方面的Henry Ford帶了人想來偷馬，雙方當然就幹上了。這場造成了一死(墨西哥方面)一傷(加利福尼亞共和國方面)、史稱Battle of Olompali的戰役結束了，Sonoma方面保住了獨立的地位。

這場不知道是驚天動地還是小打小鬧的武裝叛亂、入侵、建國事件，最後的收場也相當可愛。當年通訊不發達，熊旗黨人(Bear flaggers)興高采烈出征的時候，其實美墨戰爭已經在5月13號正式宣戰了。到了7月，有參加美墨戰爭的美軍告知Frémont說大家開打了啦！Frémont想一想，不獨立了，加入美國吧。故事結束，加利福尼亞變成了美國數一數二的大州。一個世紀以後，美國最富傳奇性政治家族的成員在這個州的總統初選之夜，死在這裡。

說回這個大熊旗。這面旗子後來變成了加州的州旗，說是要紀念這段歷史。其實這段歷史不太壯烈也不太偉大，甚至有點可有可無。除了對Battle of Olompali中的那一死一傷抱持同情以外，整個故事甚至讓人覺得像是一齣情境喜劇。也或許好萊塢的編劇從這裡真的學到了一些幽默感。

抓週

2008-06-24T05:02:00.001+08:00

我是個變態的舅舅。

電台頭Radiohead

2008-06-10T11:44:00.000+08:00

從聲音與憤怒看到的，音樂真好。影片呢，剪貼得很巧妙，巧妙到讓人後設地閱讀這種剪貼技巧時，反而從兩個世界的反差之中分心。

補充說明一下，金髮少年在學校畫畫的時候，黑髮少年在塗的那種東西經常是有毒的。

加州路考經驗

2008-06-10T10:43:00.001+08:00

在美國的生活看上去有點一事無成，除了修改好一篇中文文章、動筆寫英文，準備考試以外，最大的成就好像是今天（總算）考到了駕照。為了紀念這個成就，我覺定一反本blog「一點都不實用」的風格，寫個實用的東西：加州路考經驗。

（一）從筆試到路考

當然，在路考之前，考生得要通過筆試。筆試並不難，在DMV（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機動車輛管理局）拿一本駕駛手冊（通常放在入口處），回家背完就會過。DMV網站也有模擬考題。駕駛手冊有各種語言的版本，但是在不同的DMV office，可能會視當地人口組成，把不同的語言擺在桌上。在南加，我想任何地方都會擺英文和西班牙文。中文呢，目前觀察是：同樣在橘郡，A地有，B地沒有。由於筆試可以用中文考，所以我是乾脆就拿中文本。

通常從申請到考完筆試、預約路考的流程是這樣的，一共要跑四個櫃臺：（1）在服務台填表、繳驗身分證明文件、拿號碼牌，然後等叫號，到（2）某個櫃臺去交申請表、檢驗視力。驗完視力以後就去（3）第三個櫃臺（通常要排一段時間）拍照，拍完照壓指紋，壓完指紋簽個數位簽名，然後考筆試。要考英文以外語言的最好在交申請表和檢查視力的那個櫃臺就說一聲。以上流程所花的時間視當天DMV擁擠程度而定，不過我去的兩次應該都是在兩小時內結束。

通過筆試以後，你會拿到一張臨時行車許可（temporary driving permit），時效應該是兩個月，可以讓你考三次路考。三次路考不過就重考筆試。如果手上有台灣駕照，可以在服務台或發permit的櫃臺出示，他們「可能」會登記台灣的駕照號碼，不過我不確定這有什麼用。「可能」的意思是：台灣駕照上沒有英文，你拿給他們看他們要不要信是他們的事。如果他們接受，你還要自己指出駕照號碼給他們看。拿到臨時行車許可之後，就可以去（4）另一個櫃臺約定時間路考。這種東西當然是看個人高興，不過，能避開以下時段的話，會讓你的路考變單純：第一，上下班時間，車多；第二，如果附近有學校的話，避開上下學時間，碰到校車有點麻煩，而且學童過馬路時會有人拿著活動的stop sign站在路中間；第三，呃，我自己不喜歡遇到收垃圾的時間，理由寫在後面。

約完時間以後就可以回家了，拿著那張許可，你就可以去練車，不過車上要有個合法駕駛者。

（二）路考開始、評分標準

考路考當天，在約定的時間前到達當初約時間的櫃臺，繳驗你用來考試的車的保險證明和註冊資料（registration），他就會給你張單子要你開車去排隊。我每次大概都等了半小時至一小時不等。等你看到一個人掛著識別證、手上又拿著一個塑膠板，那大概就是考官了。考官會走到你窗前，讓你把窗戶放下來，唸出你的名字跟你打招呼、並自我介紹，然後要你在他手上那塊板子上的路考計分表上簽名。接著，就開始進入路考的程序。

在上路以前的基本測試，叫做pre-drive check，考官會要你做很多事情，只要聽得懂都不會錯，會錯的話那也不用開車了。聽不懂就問，沒有人會認為你必須聽得懂三、四種方向燈的英文才能開車上路。考官會走到車子後面，要你打左轉燈給他看，然後再打右轉燈。接著，他會到車子前面要你再來一次。在這之後，他會要你指出（或是操作）以下幾樣東西：雨刷（windshield wipers或rain brush）、手煞車（emergency/parking brake）、擋風玻璃除霧（defroster）、大燈（headlights），緊急標示（emergency flasher），最後要你比手勢（hand signals）：左手直直伸出車外是左轉，手肘90度朝上是右轉，朝下是停車或減速。考生必須一邊比一邊講出手勢的意思。

前面這六樣東西是路考過程中第一個會影響考試結果的。根據一開始簽的那張計分表，路考的規則如下（就寫在簽名處的上方，簽名就意味著你閱讀過了）：

第一，不能有多於（no more than）三個pre-drive checklist上第9到14項的錯誤。所謂的「第9到14項」，就是前面那六個東西。

第二，不能有任何「致命錯誤」（critical error），只要犯了一個就乖乖回家了。這些致命錯誤包括：被考官介入行車過程、撞到東西（撞到人行道邊邊也算）、不遵從交通號誌、不鳥警察或警車、危險動作（dangerous maneuver）、超速、使用輔助道具、搶車道。通常不會有人無聊到去做這些事情，但是我第一次路考就是在其它細節幾乎完美的情況下，犯了critical error而沒有通過，開始了漫長的DMV之旅。故事等下再講，跟垃圾車有關。

第三，在路考的過程中，不能有多於15個動作上的錯誤。

是哪些錯誤不能犯15個以上？首先要講清楚一件事：15個錯誤的意思是這樣的：轉彎前要確認左右來車，然後考生沒確認（或說沒讓考官看到他在確認）就算一次；下一次轉彎時又沒確認，又一次。如果一次路考轉了16個彎，考生確認左右來車的動作都沒被考官看到，那就下次再來。考官要看到的行車安全細節不少，如果有一項從頭到尾都沒做好，就可能給考生帶來七、八個錯誤。有兩項從頭到尾沒做好，就差不多要重考了。

這些細節難以一一列舉，而且其中當然有不少是在台灣規規矩矩開車時就不會違反的。在路考過程中，隨隨便便能出現個十次八次、而且又跟台灣習慣不盡然相同的，大致有以下幾項：

第一，traffic check。確認左右來車看起來很簡單，沒有人會看也不看就直直往前衝。但是，考官要看到的是考生明確地「轉頭看」例如，在轉彎時，如果要右轉，就要「轉頭」以「左—右—左」的順序確認左右來車。在加州，除了有右轉號誌燈的路口以外，紅燈時可以右轉，這時候轉頭真的要轉得很明顯，而且最好車子能超出停止線一點，確保你真的能看到左右來車。基本上，在路考時，最好是能夠確定根本沒有直行車再轉，而不是覺得「那輛車看起來離我很遠」就轉了。

在換車道時，則必須很快地把頭向後轉再轉回來，往左切就看左邊、往右切就看右邊。在台灣時多數人可能都只看後照鏡，在美國，不轉頭，別拿駕照。另外，絕對不能在轉頭check traffic的時候開始動方向盤。另外，在路邊停車後重新上路時，絕對要回頭看後面。路考時路邊停車通常是在住宅區裡的小路邊上停車，路上根本一輛車都沒有，按照在台灣的習慣，很可能一換檔就踩油門了，這個錯誤我好像就犯過。

在計分表上面，每一個動作，無論是穿越交叉路口、停車再開或轉彎，都有traffic check的要求。在安全的前提下，最好隨時讓考官知道你有掌握路面狀況。

第二，讓行。要禮讓直行車，更絕對要禮讓行人。例如右轉的時候車子可能會穿過一條人行道，這時候，就算行人正在人行道較遠的那一頭準備往這邊走來，車也不能動。交通規則上寫得很清楚，行人永遠有優先權。

第三，速度的拿捏。這裡的速度不是超速，超速是critical error。所謂的「速度」指的是各種速度：用什麼速度過彎、煞車順不順，stop sign前有沒有完全停妥（煞車踩到底的那種停妥），通通都算。比較討厭的地方是，這種速度好像沒有標準，你右轉不能太快讓考官被甩到你身上，也不能太慢讓想著過馬路的行人無所適從。如果你在左轉（經常是有左轉專用的號誌燈，時間很短）時太慢耽擱到後面的車甚至整個十字路口的交通，大概也會被劃一個error。

第四，stop sign。考一次路考大概可以遇到將近十個stop sign。在stop sign前車子必須完全停妥三秒左右，然後check traffic，再踩油門。停車時車子和停止線必須保持距離，據說是以「看得到停止線」為準。Stop sign的重要性主要是基於它出現的頻繁，如果考官認為你車沒完全停下來，他可能十次都覺得你沒有。

如果一個十字路口四個方向都有stop sign而沒有紅綠燈，那行車優先順序以誰先到達stop sign為準。在這邊如果犯了錯，我不確定會被算成是一個普通的error還是critical one。

第五，方向燈。方向燈不太可能出錯，但跟stop sign、煞車順不順或過彎速度一樣，出現機會實在是太多了，路邊停車之後要再開車，一定要打方向燈，即使當時考生可能只要把車挪個半公尺就可以重回道路中央往前開了。駕駛手冊上有關於何時要打方向燈的規定。

第六，不要小看駕駛手冊。這東西不是只用來考筆試而已，路考時許多必須注意的細節，上面都有。

（三）路考流程

在做完剛剛講的那些雨刷啊方向燈啊之類的東西以後，考官就會要你上路了。路考通常會開過幾種地方：住宅區、大馬路、商業區（plaza）的停車場。

在住宅區裡，通常會有一堆stop sign，速限一般是20至25MPH。在這裡通常車子比較少，路況單純，但是因為stop sign和轉彎機會很多，考官有機會看到考生的很多行車細節。運氣不好的話，你可能會遇到小學生跟老爸在家門口丟棒球，能多禮讓就多禮讓，千萬不要按喇叭——我沒幹過這種事，但是根據駕駛手冊，這樣做是錯的。另外，住宅區裡也是最容易忘記打方向燈的地方。

路考必考的路邊停車和倒車，也都是在住宅區裡考。考官會要你在路邊停下來，細心的話他還會檢查車子和人行道邊緣（curb）的距離。距離該是多少我忘了，駕駛手冊裡面有。沒有人不會停車，但是如果車子是借來的（往往是），那最好先熟悉一下停車時車子和人行道的間距。在停妥之後，考官會要你倒車，最好左右都看一下再倒。倒車時速度是否適中、能否維持直線，也是考官觀察的項目之一。

至於大馬路上，主要的考試內容則包括轉彎和換線。除了有特殊規定（例如「綠燈才能右轉」的牌子或右轉交通號誌）的路口以外，紅燈可以右轉，但是要check traffic、要禮讓直行車和行人。紅燈右轉時當時是從完全靜止狀態開始轉，速度也可能要拿捏。左轉時通常會有左轉車道和左轉交通號誌，切換車道時不能壓到區隔車道的白色實線，沒有左轉交通號誌時要禮讓直行車。無論左轉或右轉，只能轉入跟自己原車道相同的車道。換線時一定要回頭check traffic，和其它車輛發生lane violation是critical error。另外，換線時不必要的明顯減速可能會是一個error。

停車場則不一定會考。在附近找不到商業區平面停車場的地方（如B地），考官可能會以考生在DMV停車場裡的表現做判斷。考試的結尾一定是把車停到路考專用的停車格，因此不一定要在外面的停車場考驗考生停車的能力。

（四）我的失敗經驗

我一共考了四次路考，第三次的失敗是因為紅燈右轉沒有時等直行車走光——事實上，就算有一輛直行車已經打了方向燈，看起來會轉進考生待的這條路，也得等它確定轉彎了，考生才能走；第二次的失敗是因為check traffic時轉頭動作不明顯，這東西很主觀而且死無對證，根本無從爭論。

但是如果沒有第一次路考時那輛垃圾車，後面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那輛垃圾車讓我重考很多次路考，多花不少錢，但是讓我學到了一個很根本的原則。

我考第一次路考那天早上剛好開始中耳炎，昏昏沈沈地到了DMV，上了車，做完前述那堆動作，考官上了車，講了一套制式說明。大意是說，這個考試是要確認你有安全駕駛的能力，你必須聽從考官的指示，考官要你轉彎你就轉彎，考官要你換線你就換線。考官啥都沒說，你就往前走。考官不會整你、也不會叫你做違法的事。聽完這串話，就出發了。

一路上一切都非常完美，可能是因為中耳炎的緣故，我反而更加專心，沒發生像第二次那種轉頭不清楚的問題。一直到考過了住宅區、考過了馬路上的換線，在轉過一個彎、再直走就會回到DMV領駕照的時候，突然，我發現前方有一輛垃圾車。馬路不寬，那輛垃圾車的尾巴佔據了我這條線，於是我就停在垃圾車之前，等考官要我換線繞過去。

當時我其實已經快昏過去了，注意力都放在考官身上等他說話。就在我們蹲在那邊等垃圾車的時候，後面的車子開始繞過我和垃圾車跑了。就這樣等等等等到花兒也謝了，突然，考官問我：「你知道你可以繞過那輛垃圾車嗎？」。

我當時嚇了一跳，問他，「我可以嗎？」，然後，繞過垃圾車回到了DMV。停好車以後，他告訴我我沒過。理由是我犯了一個critical error：被考官介入行車過程。也就是我「等他告訴我了，才繞過那輛垃圾車」。我很疑惑——不是說你叫我換線我才換線嗎？

後來（在經歷過一次跟DMV主管argue之後）我才搞清楚了，考官指示考生做的所有動作，都只是為了將那張計分表上面應考的事項考完。除此之外，他不會告訴你看到垃圾車要換線繞過去、不會告訴你看到小狗要停下來。如果路上來了輛鳴警笛的消防車，他也不會指示考生依照交通規則停到路邊去——這些東西都要考生自己決定。換句話說，除了開口指示、觀察特定的動作、做紀錄的時候以外，考官應該被想像成不存在，路上發生的各種狀況，考生必須自己處理。我以為我只有在他叫我換線的時候可以換線，但是在必要的時候，考生是必須自己作出決定的。

這件事情我跟後來兩次的考官確認過，他們都告訴我，我必須自己處理路上遇到的各種情況，在必要時作出未經考官指示的動作是應該的。

（五）去哪裡考？

DMV office其實蠻多的，離我比較近的就有兩個。阿姨的朋友都說B地比較好考，但是人很多，要約路考要等很久，所以一開始我們去了A地。是真的挺快就可以考路考了啦，但是一連三次沒考過，我又得重考筆試。

我一直不覺得A地有難考到考不過。至少，如果第一次路考沒有那輛垃圾車、或是第二次路考時我把細節做得像第一次那麼仔細，我應該也就過了。但是，今天在B地考完的結論是：後者真的很好考。

像前面講的，路考必須考住宅區、大馬路，有時還會考停車場。B地沒有停車場，只剩住宅區和大馬路可以考。出了住宅區以後，過了一個路口，馬上進入一條長長的、穿過大片住宅區的小路。不過那個路口，直接右轉考馬路，可以嗎？大概也可以，但是會錯過一個可以考的平交道；過那個路口，穿過大片住宅區，那麼就會到另一條大馬路。要考大馬路，只有這條可以考了，因為再過去就是海邊。到了這條大馬路（多大？兩、三線道），左轉可以嗎？也可以，但是會繞一大圈才能回DMV。右轉呢？右轉以後沒有多遠，又是一條回DMV的路。這條路不轉進去的話，再來就到高速公路交流道了。要是考生一個不小心上了交流道，那也挺麻煩的。自從多年前（當時路考還要上高速公路）有個考官在高速公路上殉職以後，DMV對高速公路恐怕有點敬而遠之。

總之，B地的路考路線其實很單純。來來去去大概沒多少走法。而A地呢？小路一堆、住宅區一堆、商場一堆車子一出DMV就海闊天空，我考三次走了三條幾乎完全不重複的路線。然後路上什麼車都有，亂成一團。

我在A地的第三次路考，在紅燈右轉check traffic的時候出錯，被考官攔住不讓我走，critical error。B地呢？對不起，路都很窄，紅燈時間都很短，等你check完traffic已經綠燈了。在A地的第二次路考，考官讓我左轉，為了切到左轉車道一連換兩條線，壓到了白色實線。B地呢？對不起，最寬的馬路是兩線道還是三線道，而且為了不要經過交流道，走沒多久就右轉回DMV。在什麼時候考換線？從大馬路右轉之後，速限35MPH的兩線道、幾乎沒車的小路上，換左線，換回右線，沒了。

倒不是說那邊的考官只考一條路線，但是，以DMV座落的位置來講，考官能有的選擇不多。考官選擇少，路線就單純，加上附近車子少，又沒有各種小路，考起來遠比A地輕鬆。

（六）考完以後呢？

考完路考以後，會回到DMV。在DMV的停車場裡開車可能也會納入計分，尤其是在之前沒考過停車場的話。把車停進考生的停車格以後，考官就會跟考生說明他主要犯了哪些錯誤，然後宣布結論。計分表的右下角有空白，不論過不過，考官都會把主要的問題寫下來，供考生帶回去參考（表妹說在Chicago不會發回）。

如果考過了，考生就拿著之前的那些paper（包括過去的收據、臨時行車許可和路考的單子）和計分表去路考報到的櫃臺，他們會拿走臨時行車許可和路考單，把計分表和繳費收據還給考生，然後再給考生一張臨時駕照，效期兩個月。正式的駕照理論上會在兩個月內寄到報名時填的地址。

幕後告白：跨越生命軌道的鑰匙

2008-05-21T10:10:00.000+08:00

照片是在河北農村拍的。這是個怎樣的社會？研究這個社會，對我的人生有何意義？

下面是《台灣社會學》第14期的幕後告白，在寫完交給中研院的田野心得之後，這是我再一次重新下筆寫2006年那段田野對我的意義。其實蠻老梗了，但是這篇幕後告白算是第一次正面回應C. Wright Mills留給我們的大哉問：「研究者個人的生命傳記如何與社會歷史結合？」

我想，這個問題對於研究第二社會的學者或研究生來講，恐怕是個或多或少有點棘手的挑戰：一個我們未曾長期生活過的社會，與我們的重大生命問題，到底有多大的干係？研究它，對我們自身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同樣的問題，我聽過同學問同學、同學問老師，每一次聽到，我自己也會重新問一次自己。

這篇幕後告白寫得有點像是表白社會學研究對自己的意義，像是洪醒夫〈散戲〉裡眾人述說著自己對歌仔戲的態度，或是「電視冠軍王」裡面，主持人一再重複的問題（「請問，昆蟲對你來說是什麼？」）。會寫這些東西，固然多少有點初次發表、勉強算是開始在這個圈子裡出現，向師長前輩們致意的意思；而另一方面，也是重新思考C. Wright Mills留下的大哉問——事實上，「幕後告白」這個交流空間的出現，我想也算是繼承了Mills的遺產。

既然「幕後告白」希望作者談該研究對自己人生的意義，我當然面臨了Mills提出的問題。對於「台灣人做中國研究意義何在」的問題，我最後的答案似乎有點遠離了Mills——一個研究的意義，有時恰好不在於它跟研究者經驗的親近，反而在於經驗上的疏遠；未必在於實際地解決研究者切身的人生問題，而在於讓研究者看看其他人是怎麼活的。

我大一那年，為了自己的人生問題最為痛苦的時候，選擇了去旅行。我跳上了往南方的夜車，一路看著火車外、鐵道邊閃著燈火的人家——他們是如何生活的？在這樣的生活裡他們遭遇了哪些困境？他們的問題比我的問題不重要嗎？他們，或我，之間有哪些差別？

我們都是這樣活著。我從集集回到台北，開始有一點半點地覺得，我可以對自己的人生安之若素。

對我來講，社會學是一場旅行。

幕後告白：跨越生命軌道的鑰匙

在開始真正進入研究階段以前，我跟本文的對話對象之一、來自香港的學者潘毅又見了一次面，在場的還有她的同事及學生。在我簡短地自我介紹、談了我想要去當工人以後，有人問我：「你是要當哪一類的工人？」潘毅幫我回答了：manufacturing。那人繼續問：為什麼？潘毅又只用了一個字：dream。

剛認識潘毅時她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曲解了傅柯的一句話來回答她：「我並不是唯一一個為了變成另外一個人而書寫的人」。

四年前，我考上了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中國研究學程。口試時老師問我：為什麼想來報考？我回答：因為這個學程強調田野研究，而我想做田野。當時原以為自己會做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在上海或是哪裡走走看看、訪談或者尋找檔案，結果，一年後我決定轉向社會學，並且開始考慮進行一個參與實作的田野研究。我必須承認，參與觀察或參與實作固然有許多方法論上的特殊性，但當時我的想法恐怕比那簡單得多：參與實作對我最重要的意義是，我可以去當一個工人。如同C. Wright Mills的警語：每個人都被綁在自己生活於其中的軌道上；而對我來講，社會學不只是作為一種想像，讓我連結個人的生命傳記與社會的歷史——作為一個學術實踐，社會學研究讓我能夠暫時跑到另一個軌道裡面去。這種「走得遠遠的」的想法對我總是有無比的吸引力。

於是我的確去當工人了，這個過程當然必須感謝指導教授的栽培、中研院的田野補助以及恆發箱袋公司對研究者的接納。在這種種「基於我的學術身份而來」的支持之下，我進入了工廠、成為了廣東千萬打工族的一員，從吃住到工作，過著恆發三千農民工過的生活。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真的「成為」了一個工人——在生活的各個角落，我都能找到一些咖啡店和書房留在我身上的刻痕：剛住進宿舍時，我的眼鏡、臃腫的體態讓我渾身不自在；第一次進浴室，身邊的人都裸著身子排隊，只有我穿著衣服，走到小隔間才脫掉；在最初的兩個禮拜，我往往要等到半夜，才去門板高度僅及大腿的廁所大解，這些都提醒著我自己原本是個什麼樣的人；然而在此同時，我也的確經歷著恆發員工每日的生活，並且有時候適應得不錯：我的車縫技術日漸熟練，有時候會對別人犯的錯誤暗自嘮叨；我擋了人家的料子時緊張兮兮，被擋料時也理直氣壯地在人家周圍轉來轉去、暗示他「快點快點！」；我學會怎麼吐痰、哪些東西可以隨地亂丟、哪些東西必須丟到寢室門口(雖然看起來仍是亂丟)……當我在這樣的生活裡感到如魚得水時，有時我會意識到自己與田野的貼近；當我感到無力承擔時，我則在這樣的無力承擔裡面重新認識了在台灣中產階級家庭長大的自己。

每個社會都自有其規則，而我則點點滴滴地認識著這個三千人的工廠，與我過去的生活環境有多麼不同。隨地吐痰不意味著沒有教養，教養表現在更細緻的待人接物上，例如我的朋友為了一場飯局裡四個不同牌子的啤酒生氣，因為那造成了客人相互推讓昂貴牌子的為難。學會大方地吐痰需要一點時間，摸清楚各種禮數更難。我一天一天地認識了這個與我過去生活背景毫不相干的環境，並且在各種異同之中與民工兄弟們漸漸認識彼此。我跟他們介紹學術生涯時，他們或許覺得自己聽到了很不一樣的事；但他們不會知道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只有更多。無論是多是少，當我們討論著「打工的辛苦」和「寫論文的辛苦」時，或許我們各自的世界都寬廣了一點。

而如果不是藉由田野研究的機會，我可能永遠不會在那裡。結束田野之後，我寫出了一本碩士論文。這本論文可能無助於直接解釋我的生命軌跡、無助於把我的個人生命歷程放進台灣社會的脈絡裡，但是，它的確讓我更認識了自己。對我而言，社會學是一把鑰匙。輕輕轉動它——好吧我承認，這把鑰匙通常很龐大沈重以致我必須轉得很吃力——之後，或許會打開一扇門，通往一條從自己的生命軌道岔出去的路。走出去、再回來，或許我們可以透過瞭解這個世界，更瞭解自己一點。

身為台灣的研究者，似乎總是會被問到「做中國研究的意義何在」。自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有時我會想到兩地社會在全球生產鏈中扮演的角色、有時我會想到我的研究如何可能對勞動研究有所貢獻、或者是兩地的勞動體制能否相互對照。我甚至可能會開始思考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更大的比較架構，而又要如何將台灣、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經驗安置在其中。但有時，我也會偷偷地想，或許這個田野研究對我的價值，正建立在它與我過去生命經驗的疏遠上。

Options Dwindling for Clinton (紐約時報翻譯)

2008-05-07T15:14:00.000+08:00

（圖片及原文見New York times）

這下子，平手也不是平手了。

Hillary週二晚上在北卡(North Carolina)的失敗，加上著印第安那(Indiana)——在那裡計票一直持續到夜裡——勢均力敵的競爭，都無助於保住她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機會。一個不小心，Hillary翻盤幹掉Obama的勝算還會進一步減少。

對Obama來說，這個結果出現在他對他前任牧師激動的評論處於守勢的險惡期間之後。基於這種讓他證明自己面對種族、價值與愛國等質問的彈性的環境，他至少已經保住了他的勝算。Hillary競選團隊曾提出的這一堆議題，本來可能讓他在大選之中難以招架。

跟Obama在北卡這個大州的輕鬆勝出相比，Hillary在印第安那的表現看起來不足以妨礙Obama在黨員選舉人團或大眾投票中的領先地位。而因為Hillary在北卡並沒有咬住Obama，儘管她很努力，她還是失去了繼續讓民主黨高層懷疑Obama普選戰力的機會。（註一）

在最後的幾週裡面，Hillary咬著選戰的新焦點，越來越糟的經濟，似乎找到了新的活力和更民粹（註二）的聲音。她努力推動Obama不以為然的暫停聯邦燃油稅方案，但她仍然無法實際地建立她的支持基礎，除了白人藍領階級之外。白人藍領階級從選前一個月起開始支持她，而這些選民絕不會被擁有最終決定權的超級黨代表(super delegate)忽視。

而超級黨代表現在成了下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在50場提名之爭之後，現在只剩下六個州，217張黨員選舉人團票可以搶了。這個數字對他們兩人來講都不夠，他們得要有2025張選舉人團票才能贏得提名。

Obama的幕僚認為Hillary必須拿走剩下將近70%的黨員/超級黨代表票，才能贏得提名。而從選戰開打至今的路徑來看，這是個大逆轉，恐怕只有靠一個嚴重傷害Obama的劇情發展才有可能發生。

「她真不幸，數字一再顯示」。Carter Eskew，一個未表態支持誰的民主黨顧問說：「坦白說，我不認為會有什麼變化」。

Hillary講得很清楚她要堅持下去，並且指出她拿下了一個本來大家覺得Obama會贏的州。她同時強調她在民眾投票和選舉人團上都緊追著Obama。

但是只剩下幾個州了，她和她的幕僚認為他們應該把力氣拿去花在佛羅里達和密西根的爭議上，在那兩個州，州政府辦初選的方式跟民主黨的規定起了衝突。如果Hillary可以在這個爭議之中勝出，依照那兩州的投票結果，讓選舉人團坐在民主黨大會裡，她或許可以大幅縮減Obama的領先幅度。（註三）

但是候選人們並沒有在這兩個州積極競選，Obama的名字甚至沒出現在密西根的選票上。繼而，基於Hillary選戰打到現在所透露出的信息，她的幕僚現在宣稱候選人得要有2209張選舉人團票才能勝出，而非2025。這個較高的數字意味著全面納入佛羅里達和密西根的選舉結果，而這兩個州在民主黨許可的日子之前就辦了初選。

Hillary競選團隊現在的目標不只是讓民主黨計入那兩州的選舉人團，還要讓超級黨代表考慮她在那兩州贏得的大眾選舉。根據某些計算，那會讓她超前。民主黨的Rules and Bylaws Committee本月底要在華盛頓開會，投票表決Hillary的提議。講得溫和一點，這對Hillary來說是一場艱難的戰鬥，但卻是她所剩無幾的機會之一。

Hillary的首席策士之一，Howard Wolfson說：「我們主張魔術數字要變成2209，我們主張佛羅里達和密西根必須被全數計入。我們會繼續證明Obama參議員沒辦法在大州獲勝、也沒辦法爭取中間選民，而這些是在十一月獲勝所必須的」。

Hillary競選團隊的另一個希望是說服大家Obama會被共和黨的候選人McCain壓著打。出口民調給了Hillary一些可以達到這些效果的但要；在印第安那和北卡，一半左右的民主黨員說，Obama和他前牧師的關係，對他們的投票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而以印第安那為例，不到一半的Hillary支持者說他們會在十一月大選之中支持Obama，還有三分之一說他們寧可投給McCain。大約五分之一的Obama支持者說如果Hillary獲得提名的話，他們會在大選中投給McCain。許多民主黨員可以篤定自己直到最後都會跟他們的黨站在一起，但是前述現象點出了：緊繃的激情在此刻拆散了Hillary和Obama的支持者，以及最終被提名者所面對的、整合民主黨的挑戰。

或許現在Hillary唯一真正的希望是等待某件事情發生——某些外來的事件——可以藉由某種方式撼動人們對Obama的信心，而Wright的插曲很明顯地沒有做到這點。

「選戰打得越久、花越多時間、時間拉得越開，就總是會有機會讓某些事情發生，然後為她改變這場賽跑的走向，」民主黨一名中立的顧問Mike Feldman說：「事情得要有點改變——她在等這個」。

Hillary面臨的風險則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超級黨代表將會認為她沒機會了，因而決定該是選戰結束的時刻。

John M. Broder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Indianapolis and Marjorie Connelly from New York.

註一：民主黨的superdelegates們對Obama的疑慮之一是：他似乎缺乏在大州獲得勝利的能力。在按照得票率分配delegate的初選之中，他可以靠著贏很多小州補救，但是在「贏者全拿」的十一月大選裡，這是行不通的。

註二：這裡的「民粹」是populist翻譯而來，跟台灣的講的「民粹」是蠻不一樣的意思。關於民粹主義，見wiki。

註三：2006年八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決議，所有的初選都不能在2008年二月五號之前舉行（Iowa、New Hampshire、Nevada及South Carolina除外），結果這兩個州的州議會不理會民主黨，硬是在一月就辦了初選，結果民主黨就乾脆撤了這兩個州的選舉人團。在佛羅里達的初選中，Hillary以49.77%的得票率贏過了Obama的32.93%。

民主黨初選中的顏色

2008-05-07T09:44:00.000+08:00

（圖片取自New York Times）

今天在印第安那和北卡的民主黨初選，最令人注目的是顏色的問題，但不只是膚色——更重要的「可能」是領子的顏色。

幾天前CNN提到了一項民調，我忘了是在哪裡做的，總之這個民調指出了藍領白人在今天選舉中的關鍵角色。的確，Hillary在印第安那的競選主軸就是爭取這群人的認同，而以幾個小時前的出口民調來看，這個策略也成功了。CNN認為，這並不只是膚色的問題。他們依照民調的另一題，「你是否會依據膚色投票」，作篩選，發現認定膚色不重要的藍領白人，仍然傾向支持Hillary。CNN的評論員認為，這顯示除了膚色以外，兩人在藍領白人選民的心目中還有其他的差異。

CNN提出的差異是兩人的演講風格。Obama「更像一個教授在跟學生說話，而不試圖走進群眾之中」；而Hillary，CNN用一個新聞畫面說明：Hillary拿著麥克風，對她的聽眾說：All this campaign about is job, job, job！。而Obama呢？從他對種族主義的經典演說就可以看出他講話都是怎麼講的......

這是個有趣的觀察，但我對CNN的說法多少有點疑慮。我在想的是，用「你是否會依據膚色投票」這樣的問題來判斷藍領白人真正的投票動機，並且以此為前提判斷「排除膚色因素後的雙方支持率」，恐怕多少有點不可靠。我不知道在今天還有多少白人會聲稱「老子就是看膚色投票」，即使他們真的可能這麼做。「依膚色投票的黑人」似乎比「依膚色投票的白人」更可能在民調時坦白這種態度，因為他們可以用「轉型正義」合理化（在此是個中性的詞）這樣的投票傾向。但白人呢？

這有點類似紀大偉很久以前針對《小姐好白》這部片的評論：在美國，呈現對白人的刻板印象，比呈現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安全。依據類似的邏輯，黑人在投票上表達種族認同，也比白人安全。

總之，雖然我不認為CNN拿出來的民調是無效的，但是嚴格點講，我的確懷疑它的準確性。更嚴重的是，CNN詮釋民調結果的方式（Obama對藍領選民來講比較不親近）如果被粗糙地推而廣之，下一個推論搞不好就是「Hillary的演講方式或個人風格理當比Obama更接近藍領黑人」。對照實際的選舉結果，就可能會弄出「藍領黑人是種族主義者」的推論，而無視於藍領白人可能潛藏在民調背後的膚色取向。

其實搞不好多數人或多或少都是種族主義者，這沒什麼好丟臉的。但是只把某種族的人視為種族主義者，而忽視另一群人的種族主義，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Barack Obama's Speech on Race

2008-04-17T16:46:00.000+08:00

這場演講被稱為美國政壇少數誠懇、誠實的演講，因為Obama挑明了談論禁忌的種族問題。三月底，Times裡一篇文章的標題甚至向美國人提問：「面對Obama的演講，美國準備好了嗎？」

事情的起因是Obama待的教會的前任牧師發表了對白人及Hillary很不友善的言論，一時之間，Obama的聲勢頓挫；電台主持人開始稱他為種族主義者，Obama的支持者開始擔心他選不上。按照一般政治操作的原則，這是個必須盡可能以「縮小傷害」為務的重大危機，而縮小傷害的標準作法，就是跟出槌的牧師劃清界線，然後閉嘴不談這件事，就像幫McChain站台的名嘴刻意把Obama跟賓拉登名字搞混的時候，McChain所做的一樣。

而在這場演講裡，Obama既沒有跟牧師劃清界線，也沒有閉嘴不談整個事件。相反地，他大談特談，告訴大家黑人真的積怨在心，又說白人對黑人也有不滿。歧視與偏見的確存在，他的牧師是這樣、他的白人祖母也是這樣。事實上，美國就是這樣。然而他把這些不滿拉到更高的層次，呼籲美國人正視造成黑人與白人艱難處境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而正是這些艱難處境，他說，造成了種族之間的歸罪與怨恨。

因此，他最後呼籲，種族之間必須和解，而和解之道，就是推動這個社會的改變：醫療制度、教育、就業。當然，潛台詞可能是，要推動這些改變，請投票給他。無論是否有這種潛台詞，這場演講的效果是，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這個種族主義的插曲，似乎反而讓一些人轉向支持Obama。

以下是這兩天翻出來的演講稿。英文全文引用自此。

"We the people,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我們人民——為了打造一個更完美的共同體」

Two hundred and twenty one years ago, in a hall that still stands across the street, a group of men gathered and, with these simple words, launched America's improbable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Farmers and scholars; statesmen and patriots who had traveled across an ocean to escape tyranny and persecution finally made real thei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t a Philadelphia convention that lasted through the spring of 1787.

兩百二十一年前，有一群人在一個今天仍然矗立於對街的會堂裡，藉由簡單的幾個字，開始了美國看似不可能的民主實驗。這些為了逃離暴政與迫害跨海而來的農人和學者、政治家和愛國者，最終在1787年於費城的會議中完成了他們獨立的宣言。

The document they produced was eventually signed but ultimately unfinished. It was stained by this nation's original sin of slavery, a question that divided the colonies and brought the convention to a stalemate until the founders chose to allow the slave trade to continue for at least twenty more years, and to leave any final resoluti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他們寫下的宣言的確被簽署了，但卻仍未被徹底完成。它被蓄奴的原罪玷染，這個問題分化了殖民地並將議會帶入僵局，直到這些開創者們決定允許奴隸貿易延續了二十餘年，把最終的解決留給未來的世代。

Of course, the answer to the slavery question was already embedded within our Constitution - a Constitution that had at is very core the ideal of equal citizenship under the law; a Constitution that promised its people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a union that could be and should be perfected over time.

當然，對蓄奴問題的回應已經寫入了我們的憲法——這部憲法以保障法律之下平等的公民權利為核心，並應允其人民以自由、公義，以及一個可以並應當隨著時間日漸完善的共同體。

And yet words on a parchment would not be enough to deliver slaves from bondage, or provide men and women of every color and creed their ful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ould be needed were Americans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who were willing to do their part - through protests and struggle, on the streets and in the courts, through a civil war and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lways at great risk - to narrow that gap between the promise of our ideals and the reality of their time.

然而羊皮紙上的文字尚不足以引領奴隸走出束縛，或提供各種膚色或信仰的人們作為美國公民的一切權利及義務。後代美國人必須盡自己的一奮力——藉由抗議或抗爭、在街頭或在法院、透過內戰或是人民抗命並往往承擔各種風險——來縮小介於我們理想的承諾、與他們時代的現實間的鴻溝。

This was one of the tasks we set for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ampaign - to continue the long march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a march for a more just, more equal, more free, more caring and more prosperous America. I chose to run for the presidency 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 because I believe deeply that we cannot solve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unless we solve them together - unless we perfect our union by understanding that we may have different stories, but we hold common hopes; that we may not look the same and we may not have come from the same place, but we all want to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for of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這是我們在選戰開始時啟程以赴的任務之一——繼續這個前人的長征，追求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更富有關懷並且更豐饒的美國。我在歷史上的這個時刻選擇競選總統，是因為我深信我們若非團結一致，就不能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除非我們能完善我們的共同體、藉由以下的認識：我們擁有不同的故事，但我們也有共同的希望；我們可能有不同的外貌或原鄉，但我們卻往同樣的方向——子孫更美好的未來——前進。

This belief comes from my unyielding faith in the decency and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it also comes from my own American story.

這個信念來自我對美國人民所具備的寬容與慷慨的堅信。但這也來自我自己的美國故事。

I am the son of a black man from Kenya and a white woman from Kansas. I was raised with the help of a white grandfather who survived a Depression to serve in Patton's Army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a white grandmother who worked on a bomber assembly line at Fort Leavenworth while he was overseas. I've gone to som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America and lived in one of the world's poorest nations. I am married to a black American who carries within her the blood of slaves and slaveowners - an inheritance we pass on to our two precious daughters. I have brothers, sisters, nieces, nephews, uncles and cousins, of every race and every hue, scattered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and for as long as I live,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in no other country on Earth is my story even possible.

我是一個肯亞黑人男性及堪薩斯白人女性之子。我在能長大成人有賴於我的白人祖父，他撐過了大蕭條並在二戰其間任職於Patton的麾下；還有我的白人祖母，當祖父在海外參戰時她在Fort Leavenworth的炸彈生產線工作。我唸過全美國最好的學校，也曾居住於全世界最窮的國家。我跟美國的黑人女性結婚，而她身上留著黑奴和奴隸主的血——這又成了我們留給我們兩個寶貝女兒的遺產。我有兄弟、姊妹、姪女、姪子、叔伯及堂兄弟，而他們來自各個種族與膚色、散居於三個大陸，而終其一生，我將永不忘記：世界上再無這樣一個國家，在其中我的故事是可能的。

It's a story that hasn't made me the most conventional candidate. But it is a story that has seared into my genetic makeup the idea that this nation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 that out of many, we are truly one.

這樣的故事不會讓我成為典型的候選人，但卻將這樣的觀念烙印在我的基因構造中：這個國家不只是它每個部分的總和而已——在這些部分之外，我們是一體的。

Throughout the first year of this campaign, against all predictions to the contrary, we saw how hungry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for this message of unity. Despite the temptation to view my candidacy through a purely racial lens, we won commanding victories in states with some of the whitest populations in the country. In South Carolina, where the Confederate Flag still flies, we built a powerful coali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white Americans.

在整個選戰的第一年中，不同於反對者的一切預期，我們看到了美國人民對團結的信息有多麼飢渴。儘管有各種以種族眼鏡檢視我候選資格的意圖，我們在這個國家最以白人為主的幾個州獲得了可觀的勝利。在南方旗幟仍然招展南卡羅來那，我們在非裔美人和白人之間建立了有力的聯合陣線。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race has not been an issue in the campaign. At various stages in the campaign, some commentators have deemed me either "too black" or "not black enough." We saw racial tensions bubble to the surface during the week before the South Carolina primary. The press has scoured every exit poll for the latest evidence of racial polarization, not just in terms of white and black, but black and brown as well.

這並不是說種族已經不再是這次選戰中的議題。在選戰的不同階段，有些評論者認為我「太黑」、有些則又說我「不夠黑」。在南卡的初選中我們看到了種族間的緊張浮上水面。媒體在出口民調之間尋找種族兩極化的最新證據——不只是黑白之間的，也同樣包括黑人和棕色皮膚之間。

And yet, it has only been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that the discussion of race in this campaign has taken a particularly divisive turn.

然而，只有到了這兩個禮拜，關於種族的討論才在選戰中找到了特別的、造成分裂的機會。

On one end of the spectrum, we've heard the implication that my candidacy is somehow an exercise in affirmative action; that it's based solely on the desire of wide-eyed liberals to purchase racial reconciliation on the cheap. On the other end, we've heard my former pastor, Reverend Jeremiah Wright, use incendiary language to express view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not only to widen the racial divide, but views that denigrate both the greatness and the goodness of our nation; that rightly offend white and black alike.

在光譜的一端，我們聽到有人說我的參選是某種「肯定的行動」的實踐；那僅僅建立在目瞪口呆的自由派種族和解的便宜買賣上。在光譜的另一端，我們聽到我早先的牧師，Reverend Jeremiah Wright，使用煽動的語言來傳達不只潛在地擴大種族分化、甚且貶抑我們國家偉大與良善的觀點。而那的確同時冒犯了白人和黑人。

I have already condemned, in unequivocal terms, the statements of Reverend Wright that have caused such controversy. For some, nagging questions remain. Did I know him to be an occasionally fierce critic of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Of course. Did I ever hear him make remark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controversial while I sat in church? Yes. Did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many of his political views? Absolutely - just as I'm sure many of you have heard remarks from your pastors, priests, or rabbis with which you strongly disagreed.

我已經以明確的言詞譴責了Reverend Wright引發爭議的言論。但對一些人而言，引人不安的問題仍然還在。我知道他不時以激烈的方式抨擊美國的國內外政策嗎？當然。當我坐在教堂裡時，我曾聽到他做出可能被為具爭議性的評論嗎？是的。我是否強烈地反對他的許多政治觀點？絕對如此——正如我很確定你們之中的很多人曾經從你們的牧師、神父或拉比（猶太教教師）處聽到你們強烈反對的政治觀一樣。

But the remarks that have caused this recent firestorm weren't simply controversial. They weren't simply a religious leader's effort to speak out against perceived injustice. Instead, they expressed a profoundly distorted view of this country - a view that sees white racism as endemic, and that elevates what is wrong with America above all that we know is right with America; a view that sees the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s rooted primarily in the actions of stalwart allies like Israel, instead of emanating from the perverse and hateful ideologies of radical Islam.

但是那些造成最近這場大爆炸的評論不只是「具爭議性」而已。它們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領袖努力發聲反抗他看到的不義。相反地，它們表現出了對這個國家的、嚴重扭曲的觀點——這種觀點將白人種族主義視為特有的，並將這個美國的錯處高舉到超越其我們心知正確之處的地位。這種觀點還將中東的衝突歸罪於我們忠實的盟友，如以色列，的行動，而非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頑固而充滿仇恨的意識型態。

As such, Reverend Wright's comments were not only wrong but divisive, divisive at a time when we need unity; racially charged at a time when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to solve a set of monumental problems - two wars, a terrorist threat, a falling economy, a chronic health care crisis and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climate change; problems that are neither black or white or Latino or Asian, but rather problems that confront us all.

就其本身而言，Reverend Wright的發言不只是錯的，也是造成分裂的——在這個我們需要團結的時候；它是引起種族緊張的——在這個我們必須攜手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時候：兩場戰爭、恐怖主義的威脅、下滑的經濟表現、病入膏肓的健康照護危機以及具潛在毀滅性氣候變遷。這不是黑人的、白人的、拉丁裔或亞裔的，而是臨及我們所有人的問題。

Given my background, my politics, and my professed values and ideals, there will no doubt be those for whom my statements of condemnation are not enough. Why associate myself with Reverend Wright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may ask? Why not join another church? And I confess that if all that I knew of Reverend Wright were the snippets of those sermons that have run in an endless loop on the television and You Tube, or if 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nformed to the caricatures being peddled by some commentator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 would react in much the same way

基於我的背景、政見以及我表明的價值及理念，無疑地對許多人來講我的譴責聲明仍是不夠的。為什麼一開始我要和Reverend Wright往來呢？他們可能會這樣問。為什麼不參加其它的教會呢？而我要坦承：如果我對Reverend Wright的所有瞭解只是那些佈道內容的片段、那些最終在電視和YouTube上變成了一個無盡的迴圈的東西，或者，三一聯合基督教會(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就像評論家傳佈的諷刺漫畫上一樣，那麼，無疑地，我將會那樣做。

But the truth is, that isn't all that I know of the man. The man I me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go is a man who helped introduce me to my Christian faith, a man who spoke to me about our obligations to love one another; to care for the sick and lift up the poor. He is a man who served his country as a U.S. Marine; who has studied and lectured at som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and seminaries in the country, and who for over thirty years led a church that serves the community by doing God's work here on Earth - by housing the homeless, ministering to the needy, providing day care services and scholarships and prison ministries, and reaching out to those suffering from HIV/AIDS.

然而事實是，那並不是這個我所認得的人的一切。這個我與之相交二十多年的人引領我認識了基督信仰；這個人告訴我愛人的責任；關懷病弱的並扶助貧苦的；這個人加入海軍以報效他的國家；這個人，在這三十年來，帶領一個教會服務社區、在地上做神的工作：給流離失所者以住家、給一無所有者以照料、提供日間照護、獎學金、監獄福音工作，並且向AIDS患者伸出雙手。

In my first book, Dreams From My Father, I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of my first service at Trinity:

在我的第一本書《來自父親的夢》裡，我描述了我在三一教會的初體驗：

"People began to shout, to rise from their seats and clap and cry out, a forceful wind carrying the reverend's voice up into the rafters....And in that single note - hope! - I heard something else; at the foot of that cross, inside the thousands of churches across the city, I imagined the stories of ordinary black people merging with the stories of David and Goliath, Moses and Pharaoh, the Christians in the lion's den, Ezekiel's field of dry bones. Those stories - of survival, and freedom, and hope - became our story, my story; the blood that had spilled was our blood, the tears our tears; until this black church, on this bright day, seemed once more a vessel carrying the story of a people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and into a larger world. Our trials and triumphs became at once unique and universal, black and more than black; in chronicling our journey, the stories and songs gave us a means to reclaim memories that we didn't need to feel shame about...memories that all people might study and cherish - and with which we could start to rebuild."

人們開始喊叫、站起來，鼓掌並呼喊，一陣強風將牧師的聲音颳得直上屋椽……而在那個簡單的音符——希望！——之中，我聽到了其它的東西：在十字架下面、在這座城市數以千計的教堂裡，我想像著黑人平民的諸多故事融入了大衛(David)與歌利亞(Goliath)的故事、以及摩西(Moses)與法老、獅穴裡的基督徒、以西結(Ezekiel)看到的遍地枯骨的原野。這些故事——關乎生存、自由與希望——成為了我們的故事、我的故事；那些流淌的血成為了我們的血、那些淚，我們的淚。直到這個黑人教會，在這個閃耀的日子裡，似乎更像是一個器皿，將人們的故事裝載到未來的世代、一個更大的世界。我們的試煉和勝利成為既是獨特而又普世的；黑人的，但不只是黑人的；這些故事和歌曲紀錄著我們的旅程，幫我們找回我們無須感到羞恥的記憶……那些世人都應該學習並珍視的記憶——而由此我們可以開始重建一切。

That has been my experience at Trinity. Like other predominantly black churches across the country, Trinity embodies the black community in its entirety - the doctor and the welfare mom, the model student and the former gang-banger. Like other black churches, Trinity's services are full of raucous laughter and sometimes bawdy humor. They are full of dancing, clapping, screaming and shouting that may seem jarring to the untrained ear. The church contains in full the kindness and cruelty, the fierce intelligence and the shocking ignorance, the struggles and successes, the love and yes, the bitterness and bias that make up the black experience in America.

這曾是我對三一教會的經驗。就像國內其它以黑人為主的教會一樣，三一教會整個與黑人社區嵌合在一起。醫生與福利母親，模範生和昔日的幫派成員。就像其它黑人教會，三一教會的禮拜充滿了嘈雜的笑聲點綴以惡趣。它們充滿了跳舞、拍掌、尖叫與呼喊，可能令未經訓練的耳朵感到不快。這個教堂充滿了仁慈與粗率、銳利的明智與令人震驚的盲昧、鬥爭與成功，愛，以及當然了，苦楚與偏見。這一切組成了黑人的美國經驗。

And this helps explain, perhaps, my relationship with Reverend Wright. As imperfect as he may be, he has been like family to me. He strengthened my faith, officiated my wedding, and baptized my children. Not once 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him have I heard him talk about any ethnic group in derogatory terms, or treat whites with whom he interacted with anything but courtesy and respect. He contains within him the contradictions - the good and the bad - of the community that he has served diligently for so many years.

而這或許有助於解釋我和Reverend Wright的關係。他可能不完美，但同時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堅定了我的信仰、主持了我的婚禮、並為我的孩子施洗。我在與他的對話中未曾聽過他以貶抑的詞彙談及任何族裔，或是以良善及敬意以外的態度對待與他往來的白人。他自己就具備了這個他殷勤事奉多年的族群的矛盾特質——好的，和壞的。

I can no more disown him than I can disown the black community. I can no more disown him than I can my white grandmother - a woman who helped raise me, a woman who sacrificed again and again for me, a woman who loves me as much as she loves anything in this world, but a woman who once confessed her fear of black men who passed by her on the street, and who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has uttered racial or ethnic stereotypes that made me cringe.

我無法和他劃清界限、就像我無法跟黑人社群劃清界限；我無法跟他劃清界限，就像我不可能這樣對我的白人祖母——一個拉拔我長大的女人、一個一次又一次為我犧牲的女人、一個愛我不下於世上任何事物的女人。但也是這個女人，曾經坦承自己在路上跟黑人擦身而過時的恐懼，也是這個女人，不只一次地表達令我畏懼的種族刻板印象。

These people are a part of me. And they are a part of America, this country that I love.

這些人是我的一部份。同時，他們也是我熱愛的美國的一部份。

Some will see this as an attempt to justify or excuse comments that are simply inexcusable. I can assure you it is not. I suppose the politically safe thing would be to move on from this episode and just hope that it fades into the woodwork. We can dismiss Reverend Wright as a crank or a demagogue, just as some have dismissed Geraldine Ferraro, in the aftermath of her recent statements, as harboring some deep-seated racial bias.

有些人會認為我是要將一些不可饒恕的言論正當化、或是加以推諉。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絕不是。我想政治上安全的作法應該是：閃開這個事件、希望它就這樣消失在而無人聞問。我們可以不理會Reverend Wright、把他當成怪人或煽動家，就像有些人在Geraldine Ferraro事件的餘波中這樣對待她，就像是在掩蓋一些根深柢固的種族偏見。

But race is an issue that I believe this nation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right now. We would be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that Reverend Wright made in his offending sermons about America - to simplify and stereotype and amplify the negative to the point that it distorts reality.

但此刻，種族是一個我深信這個國家不可迴避或忽視的議題。我們可能正在犯錯，跟Reverend Wright發表傷害美國的講道時所犯的一樣——簡化、刻板印象，以及將負面事物擴大到扭曲事實的程度。

The fact is that the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and the issues that have surfaced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reflect the complexities of race in this country that we've never really worked through - a part of our union that we have yet to perfect. And if we walk away now, if we simply retreat into our respective corners,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solve challenges like health care, or education, or the need to find good jobs for every American.

事實是：這些過去幾週以來已被表達的意見以及因而浮上檯面的議題，反映了這個國家裡種族的複雜性，而我們尚未好好處理它——我們的共同體尚未完善。而如果我們現在就這樣走開，如果我們就這樣退回我們各自的角落，我們將永遠不能一起來度過種種難關：醫療照護、教育、以及為每個美國人找到好工作的需求。

Understanding this reality requires a reminder of how we arrived at this point. As William Faulkner once wrote, "The past isn't dead and buried. In fact, it isn't even past." We do not need to recite here the history of racial injustice in this country. But we do need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so many of the disparities that exist in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today can be directly traced to inequalities passed on from an earlier generation that suffered under the brutal legacy of slavery and Jim Crow.

要瞭解這樣的現實，我們必須提醒自己：我們是怎樣走到這裡的。William Faulkner曾寫道：「過去並沒有死，也沒被埋葬。事實上，它甚至並未過去」。我們不需要在這裡重述這個國家種族不義的歷史，但我們的確需要提醒自己，有許多今日存在於非裔美人社區中的弱勢，可以直接追溯到由過去承襲而來的不平等——承襲自飽受奴隸制度遺產及種族隔離法苦難的前人。

Segregated schools were, and are, inferior schools; we still haven't fixed them, fifty years after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inferior education they provided, then and now, helps explain the pervasive achievement gap between today's black and white students.

種族隔離的學校曾是、現在也是，次等的學校；在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五十年之後，我們還沒修補好它們。而從過去到現在，它們提供的次等教育解釋了黑人與白人學童間普遍的成就鴻溝。

Legalized discrimination - where blacks were prevented, often through violence, from owning property, or loans were not granted to African-American business owners, or black homeowners could not access FHA mortgages, or blacks were excluded from unions, or the police force, or fire departments - meant that black families could not amass any meaningful wealth to bequeath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history helps explain the wealth and income gap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and the concentrated pockets of poverty that persists in so many of today's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合法化的歧視——亦即黑人被禁止擁有房產、或是不貸款給黑人企業煮、或是黑人屋主無法使用FHA擔保、或是黑人被排除於工會、警局或是消防隊之外——意味著黑人家庭無法積累有意義的財富以留給下一代。這段歷史解釋了黑人與白人間的財富與收入差距，以及至今仍存在於許多城市或農村社區的貧民窟。

A lack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among black men, and the shame and frustration that came from not being able to provide for one's family, contributed to the erosion of black families - a problem that welfare policies for many years may have worsened. And the lack of basic services in so many urban black neighborhoods - parks for kids to play in, police walking the beat, regular garbage pick-up and building code enforcement - all helped create a cycle of violence, blight and neglect that continue to haunt us.

黑人男性經濟機會的匱乏，以及無法養家活口的羞愧及沮喪，侵蝕了黑人家庭——這造成了福利政策在多年來的每況愈下。而城市黑人鄰里間基本服務的匱乏——給小孩玩耍的公園、警察巡邏、固定收垃圾及強制的建築規範——全都造就了週而復始的暴力、衰敗及視而不見，始終糾纏著我們。

This is the reality in which Reverend Wright and other African-Americans of his generation grew up. They came of age in the late fifties and early sixties, a time when segregation was still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opportunity was systematically constricted. What's remarkable is not how many failed in the face of discrimination, but rather how many men and women overcame the odds; how many were able to make a way out of no way for those like me who would come after them.

這是Reverend Wright及與他同輩的非裔美人成長於其中的現實處境。他們已經快六十歲、或是六十出頭，而到此刻隔離仍然是土地的法則、機會仍然被有系統地限制。值得注意的不是有多少人在面對歧視時失敗，而是有多少人克服了這些難關；有多少人有能力在無出路處找到出路，並為我等留下榜樣來追隨。

But for all those who scratched and clawed their way to get a piec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re were many who didn't make it - those who were ultimately defe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by discrimination. That legacy of defeat was passed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 those young men and increasingly young women who we see standing on street corners or languishing in our prisons, without hope or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Even for those blacks who did make it, questions of race, and racism, continue to define their worldview in fundamental ways. For the men and women of Reverend Wright's generation, the memories of humiliation and doubt and fear have not gone away; nor has the anger and the bitterness of those years. That anger may not get expressed in public, in front of white co-workers or white friends. But it does find voice in the barbershop or around the kitchen table. At times, that anger is exploited by politicians, to gin up votes along racial lines, or to make up for a politician's own failings.

但是在那些披荊斬棘想完成一點美國夢的人中，有許多沒有做到——他們被歧視徹底擊敗，用這種方式或另一種。這種挫敗的遺緒傳承到了未來的世代——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年輕男性，和逐漸增多的年輕女性，站在街角或是在監獄裡凋零，沒有希望、也沒有對未來的憧憬。即使是那些做到了的黑人，種族或種族主義的問題也繼續以根本的方式定義著他們的世界觀。對Reverend Wright那一代的人而言，關於羞辱、懷疑、恐懼的記憶從未離去；而那些年來的憤怒與苦楚也沒有走遠。那憤怒可能不會在光天之下表達，或是表現在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面前。但它會找到自己的聲音，在理髮店、或是在餐桌上。有時候，這樣的憤怒被政治人物利用，沿著種族的路徑沿路像軋棉一樣軋出選票，或是用來粉飾一個政治人物的個人失敗。

And occasionally it finds voice in the church on Sunday morning, in the pulpit and in the pews. The fact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surprised to hear that anger in some of Reverend Wright's sermons simply reminds us of the old truism that 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in American life occurs on Sunday morning. That anger is not always productive; indeed, all too often it distracts attention from solving real problems; it keeps us from squarely facing our own complicity in our condition, and prevents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from forging the alliances it needs to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But the anger is real; it is powerful; and to simply wish it away, to condemn it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s roots, only serves to widen the chasm of misunderstanding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races.

而有時候，它在星期天早上的教堂裡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在講壇上或是教堂長椅上。有如此多人聽到Reverend Wright's部分講道時感到震驚的事實，簡單地提醒了我們古老的箴言：美國生活中多數種族隔離的時刻，發生在星期天的早上。那憤怒並不總是具建設性的；的確，這往往讓我們從解決實質的問題上分心；它把我們拉開，無從正視我們處境中的共謀關係，並且阻礙非裔美人社區打造帶來真正改變所需的同盟。但這憤怒是真實的；它是有力的；天真地希望它消失、譴責它而不去瞭解它的根源，只會擴大存在於種族之間的、誤解的裂口。

In fact, a similar anger exists within segments of the white community. Most working- and middle-class white Americans don't feel that the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privileged by their race. Their experience i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 as far as they're concerned, no one's handed them anything, they've built it from scratch. They've worked hard all their lives, many times only to see their jobs shipped overseas or their pension dumped after a lifetime of labor. They are anxious about their futures, and feel their dreams slipping away; in an era of stagnant wages and global competition, opportunity comes to be seen as a zero sum game, in which your dreams come at my expense. So when they are told to bus their children to a school across town; when they hear that an African American is getting an advantage in landing a good job or a spot in a good college because of an injustice that they themselves never committed; when they're told that their fears about crime in urban neighborhoods are somehow prejudiced, resentment builds over time.

事實上，在一些白人社群裡也有類似的憤怒。許多工人階級、中產階級的白人並不覺得他們有從種族得到什麼特權。他們的經驗是移民的經驗——就他們而言，沒有人給他們任何東西，他們自己掙扎著建立了一切。他們終其一生努力工作，多次以看著他們的工作移往境外告終，或是在一生勞動以後，看著自己的退休金越來越薄。他們對未來感到焦慮、復又感到自己的夢想悄然溜走。在薪水沒漲、全球競爭的時代裡，機會被視為一個零合遊戲，在其中你的夢想要我來買單。於是，當他們當他們被告知他們的孩子要坐巴士到城裡另一邊的學校上學、當他們聽到非裔美人因為一個他們未曾參與的不義，在就學和就業上獲得好處時、當他們聽聞他們對都會居住區犯罪的恐懼多少是偏見時，憤怒也就隨著時間滋生了起來。

Like the anger within the black community, these resentments aren't always expressed in polite company. But they have helped shap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for at least a generation. Anger over welfare and affirmative action helped forge the Reagan Coalition. Politicians routinely exploited fears of crime for their own electoral ends. Talk show hosts and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s built entire careers unmasking bogus claims of racism while dismissing legitimate discussions of racial injustice and inequality as me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or reverse racism.

就像黑人社群裡的憤怒一樣，這些憤怒並不總是表現的溫文儒雅。但它們形塑了至少一代的政治地景。對福利以及「肯定的行動」的憤怒有助於打造雷根陣營(Reagon Coalition)。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選舉，一再地利用對犯罪的恐懼。脫口秀主持人和保守派評論家藉由揭露種族主義的錯誤宣稱，打造了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而對關於種族不義以及不平等的正當討論視而不見、將之當作僅是政治正確或反向的種族主義。

Just as black anger often proved counterproductive, so have these white resentments dis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real culprits of the middle class squeeze - a corporate culture rife with inside dealing, questionable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short-term greed; a Washington dominated by lobbyists and special interests; economic policies that favor the few over the many. And yet, to wish away the resentments of white Americans, to label them as misguided or even racist, without recognizing they are grounded in legitimate concerns - this too widens the racial divide, and blocks the path to understanding.

就像黑人的憤怒常常帶來負面影響，白人的憤怒也使人分心，無法注意到中產階級困境的罪魁禍首——充滿內線交易、可疑會計制度和短視貪婪的企業文化；被遊說活動及特殊利益團體支配的華盛頓；圖利少數、忽視大眾的經濟政策。然而，希望這些白人的憤怒消失、或是替他們貼上被誤導、甚至種族主義者的標籤，而不去理解它們其實深植於正當的關懷——這也擴大了種族的分化，封閉了相互瞭解之路。

This is where we are right now. It's a racial stalemate we've been stuck in for years. Contrary to the claims of some of my critics, black and white, I have never been so naïve as to believe that we can get beyond our racial divisions in a single election cycle, or with a single candidacy - particularly a candidacy as imperfect as my own.

這就是為什麼此刻我們在這裡。我們已經身陷種族的僵局多年。與一些我的批評者——黑人白人都有——的看法相反，我從未天真到相信我們可以靠著一次選舉告別種族分裂，或是靠著一個候選資格——何況是一個像我這種有缺陷之人的候選資格。

But I have asserted a firm conviction - a conviction rooted in my faith in God and my faith in the American people - that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move beyond some of our old racial wounds, and that in fact we have no choice is we are to continue on the path of a more perfect union.

但我已經被灌輸了這樣的信念——該信念深植於我對上帝的信仰以及我對美國人民的信賴——亦即，透過同心協力，我們可以除去一些陳舊的種族傷痕，而事實上，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繼續走這條通往更完美共同體的路。

For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that path means embracing the burdens of our past without becoming victims of our past. It means continuing to insist on a full measure of justice in every aspect of American life. But it also means binding our particular grievances - for better health care, and better schools, and better jobs - to the larger aspirations of all Americans -- the white woman struggling to break the glass ceiling, the white man whose been laid off, the immigrant trying to feed his family. And it means taking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own lives - by demanding more from our fathers, and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our children, and reading to them, and teaching them that while they may face challenge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ir own lives, they must never succumb to despair or cynicism; they must always believe that they can write their own destiny.

對非裔美人社群來講，這條路意味著接受歷史的重量，但不成為歷史的受害者、意味著在美國生活的各方面持續堅持更全面的正義。但是這條路也同時意味著將我們的特定特定訴求——更好的醫療照護、更好的學校教育、更好的工作——與美國人民更廣大的渴望結合在一起——力圖衝破隱形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白人女性、被資遣的白人男性、想要餵飽自己家庭的新移民。同時這條路也意味著承擔我們生活的全部責任——從我們的父親身上得到更多，並且花更多時間在我們的子女身上，讀書給他們聽，並且教導他們在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挑釁與歧視時，他們絕不能屈服於絕望或犬儒主義；他們要永遠相信他們可以書寫自己的命運。

Ironically, this quintessentially American - and yes, conservative - notion of self-help found frequent expression in Reverend Wright's sermons. But what my former pastor too often failed to understand is that embarking on a program of self-help also requires a belief that society can change.

很諷刺地，「自力更生」(self-help)這個核心的——同時，是的，傳統的——美國精神，經常在Reverend Wright的佈道中出現。但我的前牧師不瞭解的是：從事自力更生的方案，也得有「社會能夠改變」的信念。

The profound mistake of Reverend Wright's sermons is not that he spoke about racism in our society. It's that he spoke as if our society was static; as if no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s if this country - a country that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one of his own members to run for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land and build a coalition of white and black; Latino and Asian, rich and poor, young and old -- is still irrevocably bound to a tragic past. But what we know -- what we have seen - is that America can change. That is true genius of this nation. What we have already achieved gives us hope - the audacity to hope - for what we can and must achieve tomorrow.

Reverend Wright在佈道中犯的大錯，不是他談論了我們社會中的種族主義。他的大錯是：他講得好像我們的社會是定型的、好像未曾過有任何進步、好像這個國家仍然無可救藥地受縛於不幸的歷史之中——即使這個國家已經讓它人民中的一個奔赴這片土地上最高的職位、建立白人和黑人、拉丁裔和亞裔、富人與窮人、青年與長者的聯盟。但我們知道、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可以改變。這是這個國家真實的本質。我們已經造就的一切給予了我們希望與希望的勇氣、由此我們明天還會往前走。

In the white community, the path to a more perfect union means acknowledging that what ails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does not just exist in the minds of black people; that the legacy of discrimination - and current incidents of discrimination, while less overt than in the past - are real and must be addressed. Not just with words, but with deeds - by investing in our schools and our communities; by enforcing our civil rights laws and ensuring fairness in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by providing this generation with ladders of opportunity that were unavailable for previous generations. It requires all Americans to realize that your dreams do not have to come at the expense of my dreams; that investing in the health, welfare, and education of black and brown and white children will ultimately help all of America prosper.

而對白人社群而言，這條通向更完美共同體的路意味著意識到那些煎熬著非裔美人社群的事物，並非僅僅存在於黑人的腦海之中；意識到歧視的遺緒——以及現存的歧視事件，即使不像過去那麼明顯——是真實的、並且必須被處理。不只是藉由坐而言，也藉由起而行——藉由投資我們的學校教育以及我們的社區；藉由推動我們的權力法案以及確保我們司法體系的公正；藉由提供這個世代以上一代所沒有的機會之梯。這需要所有美國人理解到「你的夢想並不會以我的夢想為代價」；因為投資醫療、投資福利並投資黑人、拉丁裔及白人子女的教育終將有助於美國的富強。

In the end, then, what is called for is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than what all the world's great religions demand - that we do unto others as we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us. Let us be our brother's keeper, Scripture tells us. Let us be our sister's keeper. Let us find that common stake we all have in one another, and let our politics reflect that spirit as well.

而最後，我們需要的，不多不少，正是全世界所有偉大宗教所要的——待人如己。讓我們作我們弟兄的保護者，像聖經告訴我們的。也讓我們作我們姊妹的保護者。讓我們發現我們共同的幸與不幸，並讓我們的政治體現這樣的精神。

For we have a choice in this country. We can accept a politics that breeds division, and conflict, and cynicism. We can tackle race only as spectacle - as we did in the OJ trial - or in the wake of tragedy, as we did in the aftermath of Katrina - or as fodder for the nightly news. We can play Reverend Wright's sermons on every channel, every day and talk about them from now until the election, and make the only question in this campaign whether or not the American people think that I somehow believe or sympathize with his most offensive words. We can pounce on some gaffe by a Hillary supporter as evidence that she's playing the race card, or we can speculate on whether white men will all flock to John McCai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regardless of his policies.

因為在這個國家中的我們面臨了一個選擇。我們可以容忍造成分裂、衝突和犬儒主義的政治。我們可以僅僅把種族拿來獵奇——就像我們在OJ trial時做的一樣——或是僅僅在被災難喚醒時才面對它，像我們在卡崔納颶風的餘波中做的。或者就把它當成晚間新聞的談資。我們可以每天在所有頻道上播放Reverend Wright的講道，並且天天談這件事直到選舉那天。然後讓「美國人民是否認為我多少相信或同情他最無禮的說詞」成為這個選戰裡唯一的話題。我們可以抓住Hillary一個支持者的失態不放，把它當成她打種族牌的證據，或者，我們可以臆測白人男性是否會在大選中蜂擁支持McChain，而毫不過問他的政策。

We can do that.

我們可以這樣做。

But if we do, I can tell you that in the next election, we'll be talking about some other distraction. And then another one. And then another one. And nothing will change.

但是如果我們做了，我可以告訴各位，在下次的選舉中，我們將會談論另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物。然後又一次。再來呢，又一次。然後一切將會一成不變。

That is one option. Or, at this moment, in this election,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say, "Not this time." This time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crumbling schools that are stealing the future of black children and white children and Asian children and Hispanic children an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This time we want to reject the cynicism that tells us that these kids can't learn; that those kids who don't look like us are somebody else's problem. The children of America are not those kids, they are our kids, and we will not let them fall behind in a 21st century economy. Not this time.

這是一個選擇。而另一個選擇是，在此刻，在這個選舉中，我們可以團結起來，並且說，「這次不一樣」。這一次我們要談談被撕裂的學校——它正在竊取黑人孩子、白人孩子、亞裔孩子和拉丁裔孩子以及原住民孩子的未來；這一次我們要拒絕犬儒主義——它告訴我們這些小孩不能學習、告訴我們那些長得跟我們不一樣的小孩是別人的問題。美國的孩子不是「那些小孩」，他們是我們的子女，而我們不會讓他們在21世紀的經濟之中落後。這次不一樣。

This time we want to talk about how the lines in the Emergency Room are filled with whites and blacks and Hispanics who do not have health care; who don't have the power on their own to overcome the special interests in Washington, but who can take them on if we do it together.

這一次我們要談談急診室大排長龍的白人、黑人、拉丁裔人怎麼會沒有健保；他們沒有能力對抗華盛頓的利益團體，但是只要我們團結合作就可以。

This time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shuttered mills that once provided a decent life for men and women of every race, and the homes for sale that once belonged to Americans from every religion, every region, every walk of life. This time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real problem is not that someone who doesn't look like you might take your job; it's that the corporation you work for will ship it overseas for nothing more than a profit.

這一次我們要談談曾經給予各族裔的人們好生活，今天卻歇業的工廠；還有那些曾經為來自各個信仰、各個地方及各個階層的美國人所擁有，如今卻等待出售的家園。這一次我們要談談這樣的事實：真正的問題不是某個長得跟你不一樣的人可能搶走你的飯碗，而是你的公司將會搬到海外去，而且除了利潤以外沒有任何理由。

This time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men and women of every color and creed who serve together, and fight together, and bleed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proud flag. We want to talk about how to bring them home from a war that never should've been authorized and never should've been waged, and we want to talk about how we'll show our patriotism by caring for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and giving them the benefits they have earned.

這一次我們要談談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們如何通力合作、並肩作戰、在同一個光榮的旗幟下一同流下鮮血。我們要談談如何把人們帶回家，離開一場根本不該被批准、根本不該被遂行的戰爭。還有，我們要談談我們應該如何展現我們的愛國情操，藉由照顧他們、他們的家庭，並給予他們應得的福利。

I would not be running for President if I didn't believe with all my heart that this is w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want for this country. This union may never be perfect, but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has shown that it can always be perfected. And today, whenever I find myself feeling doubtful or cynical about this possibility, what gives me the most hope is the next generation - the young people whose attitudes and beliefs and openness to change have already made history in this election.

如果我不是衷心相信這些東西是美國人應該為這個國家追求的莫大要務，我不會在此角逐總統。這個共同體或許從來都不完美，但是卻已一代又一代展現，它總是可以被推向完美。而今天，當我對這個可能性感到懷疑或是犬儒時，給予我最大希望的是下一代——這些年輕人已經以其態度、信念以及面對改變的開放心胸，在這次選戰中改變了歷史。

There is one story in particularly that I'd like to leave you with today - a story I told when I had the great honor of speaking on Dr. King's birthday at his home church, Ebenezer Baptist, in Atlanta.

這裡有個故事，我今天特別想講給大家聽——一個我在有幸於金恩博士的生日、在他家鄉、亞特蘭大的Ebenezer Baptist教堂演講時講過的故事。

There is a young, twenty-three year old white woman named Ashley Baia who organized for our campaign in Florence, South Carolina. She had been working to organize a mostly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ampaign, and one day she was at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where everyone went around telling their story and why they were there.

有個23歲的年輕白人女孩，叫做Ashley Baia，她在南卡羅來納州的Florence組織我們的選務。她從選戰初期起就在一個以黑人為主的社區工作，有一天，她參加了一個圓桌討論，每個來的人都在這裡講他們來此的理由。

And Ashley said that when she was nine years old, her mother got cancer. And because she had to miss days of work, she was let go and lost her health care. They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that's when Ashley decided that she had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her mom.

Ashley說，當她九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得了癌症。因為幾天的缺勤，她母親失去了工作和健康保險。她們必須宣告破產，也就在這時後，Ashley決定她必須做些什麼來幫助母親。

She knew that food was one of their most expensive costs, and so Ashley convinced her mother that what she really liked and really wanted to ea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as mustard and relish sandwiches. Because that was the cheapest way to eat.

她知道食物是她們最昂貴的支出之一，於是Ashley說服了母親她真正愛吃、比什麼都想吃的食物是Mustard N’ Relish的三明治。因為那是最便宜的裹腹方法。

She did this for a year until her mom got better, and she told everyone at the roundtable that the reason she joined our campaign was so that she could help the millions of other children in the country who want and need to help their parents too.

她這樣吃了一年，直到她的母親情況好轉。然後她告訴討論會上的人們，她參加我們這場選戰的理由是，這樣她就可以幫助這個國家裡無數想要、且必須幫助自己雙親的孩子。

Now Ashley might have made a different choice. Perhaps somebody told her along the way that the source of her mother's problems were blacks who were on welfare and too lazy to work, or Hispanics who were coming into the country illegally. But she didn't. She sought out allies in her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Ashley已經做了一個不同的選擇。或許這一路上曾有人告訴她，她母親遭遇的問題是享有福利而又懶惰的黑人造成的，不然就是非法進入這個國家的拉丁裔移民。但她不這樣想。她聚集了伙伴，一起對抗不義。

Anyway, Ashley finishes her story and then goes around the room and asks everyone else why they're supporting the campaign.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stories and reasons. Many bring up a specific issue. And finally they come to this elderly black man who's been sitting there quietly the entire time. And Ashley asks him why he's there. And he does not bring up a specific issue. He does not say health care or the economy. He does not say education or the war. He does not say that he was there because of Barack Obama. He simply says to everyone in the room, "I am here because of Ashley."

無論如何，Ashley講完了她的故事，繞行那個房間，向每個人提問：為什麼他們支持我們的選戰。他們都有不同的故事和理由。許多人帶來了特定的議題。而最後，輪到了一個年長的黑人男性，在此之前他一直安靜地坐在那裡。Ashley問他為什麼他在那裡。他沒有提出任何議題，沒有說醫療照顧或是經濟、沒有提到教育或是那場戰爭。他沒有說他來這裡是為了Barack Obama。他只是簡單地告訴房間裡的每個人：「我在這裡，因為Ashley」。

"I'm here because of Ashley." By itself, that single moment of recognition between that young white girl and that old black man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give health care to the sick, or jobs to the jobless, or education to our children.

「我在這裡，因為Ashley」。光靠這個白人女孩和黑人老人相互的理解的瞬間，是不夠的。那不夠給病弱者醫療照顧、給失業者工作、或是給我們的孩子教育。

But it is where we start. It is where our union grows stronger. And as so many generations have come to realiz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wo-hundred and twenty one years since a band of patriots signed that document in Philadelphia, that is where the perfection begins.

但這是我們開始的地方。這是我們的共同體開始茁壯的地方。而就像從一群愛國志士在費城簽署文件起、兩百二十一年來一代代人所實現的一樣，這是這個趨向完美的過程開始的地方。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2008-03-21T17:17:00.000+08:00

阿姨在看電視。她通常看的都是Crime & Investigation或是Discovery Health，總之都是會死人的節目——有次她看一看說都看過了，跑去看央視四套，後來乾脆去唱歌，我跟她說，照她這樣看下去美國人都死光也不夠她看。

剛剛她跟我說現在這個節目很可怕：有個伊朗女子想偷渡，躲在行李箱裡面，到機場時沒人去領那個行李，機場人員打開箱子，發現人已經凍斃。

海明威的小說「吉力馬札羅山上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裡頭描述著：吉力馬札羅海拔一萬九千七百一十英呎，據說是非洲第一高峰，她的西峰，馬賽語稱之為Ngaij Ngai（上帝的居所），在接近西峰處，有一具凍結在冰裡乾枯的花豹屍骸，沒有人知道，這隻花豹，在這個海拔尋找些什麼......。(轉引自此)

我努力找出國中地科留給我的知識：海拔每上升100公尺，氣溫會下降0.7度。飛機呢，通常飛在一萬公尺的平流層底。

聽說前幾年還有大陸人躲在飛機起落架那個地方。

我一向習慣在飛機起飛或降落時看小電視上的海拔表。如果我在那架飛機上，在下飛機看到新聞以前，我不會知道我讀到的數字意味著什麼。

海拔每上升100公尺，氣溫會下降0.7度。

把伊朗女人放進行李箱的是她老公，不只把人放進去，他還給妻子留了一串香蕉。途中女人餓了，還吃了一根。

「哇！」和「喔。」

2008-03-13T12:42:00.004+08:00

老爸打電話來，這似乎是來美以後第一次跟他說話。電話的那一頭，聲音聽起來很遙遠，或許真的是第一次跟他說話吧，他問我：「怎麼樣？到美國兩個月了吧，一定有很多感受吧？」

我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回答。有感受嗎？有，上一篇文章應該就算是吧。不過那類事情似乎很難講清楚。我回想著在這邊到底遇到了什麼文化震撼，想來想去，大概也就是：人們習慣投訴，在公家機關嚷嚷種族歧視對方會很怕、在餐廳吃飯投訴說菜不好對方可能會盡可能補償；去辦事的時候櫃臺人員總是面帶微笑、”how are you doing”和”have a nice day”是對任何人的基本套語；NGO和志工到處都是。還有嗎？好像也還好。

我不知道老爸是否預期我說出哪些答案，也不知道上面這些算不算。然而，我自己知道，這些事情對我還不到構成「感想」的程度。它們不是文化震撼，最多就是文化差異——前者會讓你說「哇！」，後者也就是讓你「喔」一聲。喔完了就算了。

我們這一代似乎很有理由對美國和台灣的差異感覺鈍化。我們生長在物質生活不致匱乏的年代、生活在全東亞最崇美的國家。政治人物與社會論述動輒「像美國都是怎樣怎樣」，倒不是說它們真的掌握並傳達了美國的真實形貌，而是，這實在是一個努力地思考、想像甚至追隨「美國性」的社會。即使的確引發了我知識上的興趣，美國的選舉對我並不陌生；對權利的強調，例如在公家機關或餐館申訴，對我而言也並不奇怪。說美國是族群熔爐，我在行車穿越小西貢、小台北到小——小什麼，好像沒聽過墨西哥區叫作小什麼——的時候並不詫異；說美國的族群多元卻不融合，我也在不同族裔各擁超市林立割據的地景之中略微領教。更何況，這些事情，並沒有任何一件超出我的想像之外——透過網路，各種對於美國社會的描繪，從外來者的側寫到在地人的論爭，似乎沒有哪一樣論述太嚴重地被封鎖於美國境內，而沒有在台灣流傳。我去看醫生時在診所翻到的雜誌，上面的內容已經在BBS上看過；如果無意深入追蹤，許多重大新聞在台灣也能看到；Discovery製作了一個犯罪心理學節目探討校園槍擊事件，而我對這些事情的背景知識來自台灣的新聞。

阿姨花了一點時間跟我解釋，擁抱在這裡是基本禮節。事實上，我和我的同輩已經習慣擁抱道別。

我並不準備宣稱我已經熟悉美國社會，因為實情當然不是如此。但是，我想，我們這一輩的台灣人已經有很多人不會在美國經驗到強烈的震撼。龍女士當然總是宣稱台灣人缺乏世界觀或是界公民意識，是的，台灣社會可能缺乏對中東、拉美、甚至西歐的瞭解，但來自美國的資訊總還多些；台灣社會可能懶於想像中東、拉美甚至西歐，但是，有兩個國家是整體社會一天到晚都在想像的：美國和中國。

我對整個台灣的上一代深懷敬意。一整代人留學的留學、移民的移民、開工廠的開工廠、作黑手的作黑手——留學的在美國震驚於這個社會的開放、富庶和種種難解問題、移民的更深入地經歷了艱苦的融入過程。開工廠的開始學習什麼叫做跨國商品鏈，作黑手的，自己或許沒有走出台灣，但是滿頭大汗地把這個社會撐起來。其結果是，我們這一代，之中一部份的人，某種程度上在台灣就已經準備好走出國門。

我還不算準備好的，明天要去圖書館參加免費的conversation group。圖書館裡負責這些事務的辦公室門口寫著literacy，我想，用大陸的說法大概可以叫做掃盲班。

真要說的話，有幾件事情還是可以算感想的。第一，如同上一篇文章寫的，我重新思考自己對民族主義的態度；第二，Barrack Obama實在是個很好玩的人。老美會用charismatic這個字眼形容他，與他老被對手攻擊的弱點——行政經驗——相映成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在使用charismatic這個詞時想到charisma這個十足十Weberian的概念，但是，我隱隱地覺得，Obama突顯出了一個美國政治精神上的辯證：一個領導者，究竟應該像charismatic的歐陸語源一樣，擁有衝破僵固官僚體系的力量、打破現狀，讓一個國家改頭換面，還是應該是個幹練的公僕，僅僅作為人民意志的再現而存在？精確地描繪這種對立並非我現在力所能及，因此這也只是一種猜想。這種猜想是有趣的，因為它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把韋伯及托克維爾跟今天的美國串起來。

最後，最重要的感想，也是上面那張照片的來由是：這裡的天際線真低，低到每天黃昏時分離開圖書館開車往東走的時候，後照鏡會被落日給填滿，十分有礙行車安全。

民族主義者

2008-03-04T10:41:00.008+08:00

我曾經不只一次這麼說：在民族主義議題上，我是一個溫和的相對主義者、甚或溫和的建構論者。我對「民族大義」之類的東西，在智識上抱持著類似Benedict Anderson的立場，在情感上則總是強烈地懷疑。

這種態度在來美後遭受到了不少挑戰。首先是近年來美國政壇最強煽動家Barrack Obama的演說，讓我見識到把歷史榮光的重量負載於個人身上的美學力量：

It was a creed written into the founding documents that declared the destiny of a nation.

It was whispered by slaves and abolitionists as they blazed a trail toward freedom.

It was sung by immigrants as they struck out from distant shores and pioneers who pushed westward against an unforgiving wilderness.

It was the call of workers who organized; women who reached for the ballots; a President who chose the moon as our new frontier; and a King who took us to the mountain-top and pointed the way to the Promised Land.

Obama在某個州的初選勝選演說被編成競選歌曲，在網路上不斷流傳。那個帶領人們到山頂的國王，既（不完全貼切地）指涉摩西，也指向金恩博士。Obama巧妙地將自己的競選訴求「改變」跟由他再現的美國立國精神（Yes We Can）結合在一起，從美國獨立、解放黑奴、婦女投票、黑人平權運動、甘乃迪與阿波羅計畫一直講到今天，使自己參與的這一場選戰儼然成為了光榮歷史的延續。

我應該批評，或至少苛刻一如面對2007年中央台的新春晚會。可是我沒有。或者，我應該迴避，例如我面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態度。然而很諷刺地，我在Obama的演說裡面第一次意識到了「有歷史的人」的美感。

今天在圖書館買了本二手書，只要五毛錢。書名叫做The Citizen’s Handbook，副標是：”The Words That Built A Nation......Essential Documents and Speeches From American History”——Obama所謂的founding documents。一翻開，就是Thomas Paine的Common Sense。我在圖書館門口的草地上翻了幾頁，只覺得Paine的雄辯在今天看來並不稀奇。然而腦袋裡面總總是揮之不去乍見這個名字時的想像：英國的碼頭邊，一箱一箱偷渡上岸的小冊子，依據E. P. Thompson的描述，這些小冊子引起了軒然大波、灌溉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自由樹……多美啊，我對自己說。

我把書帶回來，書架上的空格正挨著錢先生的《國史大綱》。「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我有點迷惘了。我神馳於Paine的年代，也對國史有溫情與敬意。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國家，當然，台灣，無論你說她是國家還是隨便什麼，也挺可愛的。我試著觸摸人們對自身國家歷史的信念與孺慕之情，並且學著沈浸在那種美感裡。可是，我想我還是當不成一個民族主義者。

話又說回來，想家是人都會的。讀Paine的時候我正在聽胡德夫唱這首歌：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照片是圖書館外的公園，很適合聽胡德夫的地方。）

人民的重量

2008-01-13T01:32:00.001+08:00

很久以前的某一天，我去The Wall聽朋友的團表演。他們是當晚第四個團，我們一票人也還是早早進場。身為來捧場的鄉民，我對前面幾個團一無所知，但是其中一個團的梳著油頭的主唱，卻使得他們的一首歌一直讓我記到了今天。

那首歌叫做The Weight of People。油頭主唱不擅言詞，吶吶地解釋著，這首歌叫做「人民的重量」。「就是，」他似乎不太知道怎麼解釋，於是選了一個具有搞笑效果的說法：「就是，要覺得自己很重」。

要覺得自己很重。

我決定要寫這篇文章的當下，已經是選舉日了。選舉公報躺在我的桌上。台灣人民，妳∕你覺得自己很重嗎？

***

這是一篇政治文，寫在不能張貼政治文的8A板。我自己並沒有想到，自己第一篇專為這個版而寫的文章會是一篇政治文——當板友讀到後面時，一定會發現這是一篇關於立委選舉的文章，如果我們依照最常見的定義來看的話，這無疑是一篇政治文。如果板主以此標準刪文，我毫無異議且願意鄭重致歉。然而，在板主刪文以前，如果有板友看到這篇文章的話，我想要跟現在正在讀這行文字的朋友說幾句話。

我不喜歡在8A板看到政治文——這裡所謂的政治文，可能包含了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攻擊、少數意識型態議題的反覆宣傳而非對話、以及藍綠兩黨各種在政治操作層面上的針鋒相對。這些文章大概是最容易被判定為政治文，並且為許多板友不喜的文章類型。將這些文章排除於8A版之外，的確令我這個看板的板友感到舒適。

然而，在此同時，卻也有一些現象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對政治文的驅逐」意味著什麼。這裡所謂的「驅逐」，並非板主在板歸上的禁止——這是個人板板主享有的權限，無論其理由為何，我都不必深入思考。我所謂的「驅逐」，指的是板友之間常見的、心理上對政治文的排斥。不過，與其說我好奇「為什麼大家討厭政治文」，不如先談談「到底什麼是政治文？」

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政治文」與「非政治文」的界線其實沒有那麼清楚。這種界線上的模糊可以從某些可能會被稱為「偷渡」的貼文方式一窺端倪：討論兩蔣功過，算是政治文還是歷史？討論三通，算是政治文還是經濟？討論某個重大工程環評有沒有過、有沒有官商勾結，算是政治文還是環保？大家可能都還記得，濕地被浸水桶以前，曾經不斷地以各種不同的標題轉錄各種文章，我們應該如何判定那些文章到底是不是政治文？

換一個例子。當一篇關於環保或是妓權的文章出現在8A，往往都會激起熱烈的討論。前者會引發「發展」與「環境」之間是否對立、能否調和、孰輕孰重的問題；後者則可能引發個人對性工作者不動的價值判斷，而其背後的世界觀差異可能更加龐大而豐沛。然而，無論大家討論得如何針鋒相對，通常並不會有人將之視為政治文，並且聲明依據板規應將之排出。然而，一旦長期在環保議題或妓權議題上耕耘的綠黨與日日春出來角逐政黨票，這樣的新聞或文宣則被某板友認定為政治文。我不是很確定以下的推論是否屬實，但是，會否大家心中的確有一條線，將「政治」與「社會」區分開來？這條線可能會以國家機器為分界：如果某個社會議題僅僅將國家機器視為故事中的一個角色，那它是「社會」的；如果某個社會議題的提出者試圖進入國家機器的內部來解決她∕他關心的問題，那就可能被視為「政治」。

然而，社會議題的解決，難道不總是會帶領我們回到「政治」議題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第一，如果「政治」意味著「價值的創造與分配」，那有哪一個社會議題不是政治性的？第二，在哪一個議題之中，國家機器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果我們真的關心環保與發展、性工作合法化與否、死刑存廢——試問，哪一個議題到最後不是政治問題？

相對於這樣的觀點，兩黨間的對抗、個別政治人物的作秀，都只是「狹義」的「政治」。就個人偏好而言，我仍然欣見本板少一點狹義的「政治文」。然而，談到這裡，我又開始好奇另一個問題：這種狹義的政治定義，是如何成為大家的共識的？為什麼大家想到「政治」時，想到的都是兩黨的見招拆招、你來我往，或是少數幾塊神主牌的各說各話？為什麼環保、人權、司法、民生、哪裡會淹水、地震受災戶、原住民處境，不會在我們聽到「政治」這個詞語時，第一時間地進入我們的腦海中？

我的答案是：如果我們將「政治」這個詞界定為以包括了代議機構的國家機器為場域的各種行動，那麼，前述的社會議題，本來就極少出現在這裡所謂的「政治」場域之內。我們在心態上傾向將「社會」與「政治」之間劃上一條模糊的界線，是因為我們在代議政治的每日劇碼之中很難看到這些議題。我眼前的這份選舉公報上面，國民黨候選人的政見第一條是：支持馬英九選總統；民進黨候選人的則是：堅持台灣主體意識。同樣地，兩黨的不分區政見，也都是立場居多，針對特定議題的明確政見則不甚顯眼。在當前兩黨的政治生態之下，大家都傾向只出一張牌——一個政黨只需要選擇一個主打的議題，就可以盡可能吸引到將該議題排在個人價值階序首位的選民；相反地，如果它同併陳兩個議題，則可能只有兩個議題皆支持的選民會投票給它。

說得複雜一點，如果我們假設：

1.政黨可自由選擇自己提出的議題內容及數量，並在每個議題上皆有明確的立場；

2.若政黨提出兩項（含）以上的議題，則選民只會將選票投給所有議題皆與自己立場相近的政黨。

那麼，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政黨的選票極大化策略將是：只提出一個議題。或者說，盡量不要對太多議題表示意見，並將之納入政見之中。這個模型很粗糙。但是，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今天的代議政治之中議題的多元性與社會上的各種爭論（例如在8A板）相比之下有多大的差距。當政黨提出的議題有限、又總是那幾塊神主牌時，自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政治與我無關」。

***

說回一開始的那首歌。如果讀這篇文章一直讀到現在的閣下，認為政治與妳∕你無關的話，那麼，身為人民，妳∕你覺得自己很重嗎？

如果妳∕你覺得自己不重，是因為政治與妳∕你無關——那麼，這是因為妳∕你一向不關心任何社會議題、甚至對自己的生活沒有不滿，還是因為妳∕你忘記了那些對妳∕你而言十分重要的問題，應該是「政治」服務的對象？

再過幾個小時就要投票了。今年多了一張選票可以投，叫做政黨票。政黨票的好處是，透過全國範圍的選民投票，或許可以集結較大的力量，讓長期耕耘特定議題的社會團體能夠闖進國家機器。換句話說，政黨票或許可以讓「政治」不再只是幾塊神主牌之間的叫囂，而真的讓政治與我們有關，讓人民真的很重。

當然，那幾塊神主牌不是不重要。如果我最關心的是國家定位、認為台灣必須是一個在各方面更加獨立的國家，那我會去投民進黨或台聯，或是修憲聯盟；如果我很想看到三通，我就去投國民黨。但如果我關心的是農業、是環保、是其它各種更可能發生在我生活周遭的議題，我會去看一看選舉公報，挑一個能夠表達我立場的黨，考慮是不是要把票投給它。可能這個黨最後不會得到任何席次，但是我沒有跟發聲的機會擦身而過。

台灣人民，8A板友。你們很重。

（圖片取自Yahoo!，本文原載於ptt2，AAAAAAAA板。選前一天，想一想，希望多點人去投政黨票。選舉結果是強調社會議題的小黨全數出局。）

Welcome 2008

2007-12-31T20:25:00.000+08:00

一年前的今天，我坐在與今天同一家咖啡店裡，寫了〈Welcome 2007〉——苦情研究生對於集體歡愉的不信任。今日我仍鬱鬱，也沒有更信賴集體歡愉。我仍然不認為跨年夜有什麼意義，然而很諷刺地，因為一年前我在這個日期寫下了一篇文章，於是似乎今年再寫一篇也就合理了。

即使不相信杜撰的時間分界點能夠被有效地以同樣的意義安置於人世，我此刻仍然以一年為時間單位在衡量過去一年發生了什麼事。大體而言，這些事情包括了：我寫完了論文，開始思考負笈帝國的可能性及手段，然後，或許在這段過程之中，我已完成的論文成為了某些繼續前進的基礎。我重新思考如何界定中國新興工人階級的主體，以及其主體形塑的過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式。然而，主體這個詞對我仍然有點模糊。我需要更具哲學與歷史厚度的、針對主體的政治效應的理論工具。

在這幾天裡，也就是歲末的這幾天裡，還有其他幾件小事。我跟Rayon討論了我對去年跨年的經驗，接著談到了這種集體歡愉對社會的意義。我想到的是涂爾幹對於宗教活動的描述：人們經驗到某種超越性，並因而相信自己從屬於一個比自己更大的東西。我曾經認真地想要在這幾天裡去好好讀讀原典，不過後來也就懶了。

2007年比較有意義的收尾大概是在BBS上的一小段話，該議題最初來自某次半夜在教堂外面跟朋友喝酒的話題。

我不敢擅用「啟蒙」這個概念，但是如果馬克思是「啟蒙之子」的話，或許我從他身上捕捉到的一點感（錯？）覺還可以說一說。當然，我也不熟悉馬克思（對照我的碩士論文主軸這句話講起來真感傷），但總比啟蒙熟一點。

就我來看，黏在附馬克思身上的啟蒙精神包括幾個重要的立場：第一，人可以理解由人所創造的社會（感謝Vico的遺產）。同時，這裡的「理解」意味著，社會是一個獨立於理性之外的客體、某種程度上是凝固的，至少在時間軸上的任一瞬間，它客觀地存在著等待理性的捕捉；第二，承一，因此對世界的正確理解只有一種。標準答案是存在的；第三，基於這個標準答案、而演繹出來的、一切作用在這個已被充分理解的社會上的行動，將會是可欲的。事實上，與其說是可欲，不說它根本就是對的。

換言之，對人的社會的理解，既然只有一個標準答案，也就可以只有一種行動綱領。在這樣的假定之下，恐怕不存在「誰有資格自由運用理性」的問題，因為兩個以上的人各自運用理性根本是不必要的，只要有一個人幫大家找到答案就好。依循著這種邏輯，自認找到答案的人大可以認定那些尚未開始運用自身理性的人已經失去了運用理性的必要，因為真理已經由他揭開。進一步地，如果有人運用理性挑戰他，那他的知識論框架也不容許第二種標準答案的存在，因此可能將競爭者貶抑為「非標準答案」、不是對人的社會的正確理解。

這樣的立場無疑是英雄主義式的。先知先覺者只要一個就夠了，由他領導的革命必然是正確的，其他人只要跟隨就好。若是他們不甘心、想要窮盡自己的理性去獲致對社會的理解，而且——天可憐見——竟然能夠達致真知，那他們就理當得到跟先知先覺者一樣的答案。在這種邏輯之下，他們不用再多想，只要動就好了。

某種程度上近代的革命者恐怕都有這種性格，所有試圖解釋社會、提出行動綱領的集體行動都或多或少地宣稱自身對社會理解的正確性。因此，20世紀的一切革命裡，即使是再進步的訴求，其知識論基礎往往都仍是保守的。所謂多元對話的喧嚷，當是晚近的事了。

題外話。與此相對照，沒有提出任何對社會的解釋框架、訴諸對個人的集體怨念的紅衫軍，似乎也就很弔詭地成為了一種進步的變體。

我當時跟朋友說的另一句話是：我們終究都流著啟蒙的血——哪怕是惡血。新年快樂。啟蒙之子們。

照片是剛剛在多鬆拍的。Canon PowerShot G9，新玩具。

我們紀念的是怎樣的民主？

2007-12-08T19:35:00.000+08:00

我在google上以「中正紀念堂」為關鍵字，想搜尋網路上這段時間以來的新聞。在搜尋結果之中，我不無喜悅地發現了公家機關的行政效率：過去「中正紀念堂」的首頁已經完成了更名的工作，網域名稱為cksmh的網站已經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在網頁之中，關於「台灣民主紀念館」的緣起，網頁上是這麼說的：

1990年春，改變臺灣憲政歷史的學潮：野百合學運在此開啟。從此，不論是民間團體或各政黨所發起的一連串臺灣民主遊行、社會運動，大都以此地為出發或匯集地，中正紀念堂成為大多數國人見證臺灣民主化發展的共同回憶。為紀念並彰顯臺灣民主發展之歷程，行政院於2007年5月10日將中正紀念堂正式更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公園也更名為臺灣民主公園，整體命名為臺灣民主紀念園區。

將野百合學運標示為附著於「台灣民主紀念館」這個名稱之上的「共同回憶」之起點，不可謂沒有道理；然而，這個命名及詮釋的方式，與范雲的文章擺在一起，卻令我感到些許的謔諷（ironic）意味。或許我應該喝完桌上的咖啡，跑到距離我一個十字路口的台大，揮汗奔進社會系館，攔住范雲，問問她：當初的學運變成共同回憶了耶，這麼大一個地方，以那時的運動為起點，凝聚了一個取代威權統治命名的歷史經驗耶，妳身為學運的一份子，難道不與有榮焉嗎？難道不感動嗎？妳還有什麼不滿呢？為什麼要寫那樣的文章？為什麼不出來說「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好好好我知道學運及其後的民主改革不可能化約為一個人的功勞（無論是妳、其他學運領袖或是阿輝伯），但妳至少應該低調地跟全體台灣人民分享榮耀吧？從那個飄盪著美麗島歌聲的黃昏到今天，台灣的轉變難道不令妳動容嗎？

范雲會如何回答我？我永遠不會知道。我可以知道的是，身為一個無緣野百合學運、無緣於民主運動、知道何謂政治之時老國代已經下台，走進范雲聽美麗島的校園時政黨已經輪替、看起來已經坐享民主化果實的晚輩，我可能比范雲更貪心。因此，若是范雲對這段時間以來關於中正廟的政治角力有所焦慮，我想我的焦慮可能不少於她。

我焦慮的是什麼？這樣的焦慮是以怎樣的嚮往為參照標準？後一個問題比前一個問題容易回答。我所嚮往的，跟范雲或李丁讚沒有太大的差別。關於中正廟的名稱，范雲期待的是「民間社會內部釐清歷史真相的來回討論」，李丁讚訴諸的則是「對戰後史的共同理解」。在我引用的這兩段訴求之中，范雲的比較像手段，李丁讚的則比較像目的。簡言之，我所嚮往的是民間社會自主的討論，在其中不同的歷史詮釋能夠在衝突中尋找相互理解的可能，或許最終能夠相互妥協。若非如此，則一切官方話語中的的「蔣介石功過」，跟中國給毛澤東的「三七開」，只有「民選的官方」和「專制的官方」的差別。

我絕對同意，「民選的官方」和「專制的官方」當然是有差別的，而且差別很大。「專制的官方」只提供我們一種歷史話語，而這種歷史話語，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理論上可以只代表政府的意見而沒有任何「人民共同記憶」的基礎；「民選的官方」，視政黨生態，容許了兩種或更多的歷史話語版本，並且每個版本背後都自有其假想的支持者。如果政黨想要討好選民，總會讓其設定的假想支持者不要太過度地偏離市場。

民進黨政府的更名或是「馬英九選上再改回來」的說法，或許已經表現了在政政治的架構之中，不同政黨是如何地競逐「民選的官方」的地位，並且提出其歷史話語的版本來叫賣。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政黨輪替的價值——在「歷史功過」的問題上，我個人認為，台灣的表現（以蔣介石為例）比中國（以毛澤東例）更加民主。然而，這種民主似乎不以「社會共識」為目標，而只表現在不同歷史詮釋的成王敗寇上。如同我們小學的民主教育：「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無論多服從、多尊重，無論有朝一日多數是否會變成少數、少數是否會變成多數，總之，這種民主想像之中總是有多數與少數，而遺忘了在公共領域之中走向妥協甚至共識的可能。

焦慮及作為其參照標準的嚮往其實是一體兩面，因此我的焦慮也很容易描述。在整個中正廟的更名風波之中，我只看到政黨間在技術問題上的交鋒，如同李丁讚說的，執政黨「為了不觸犯法規，竟然透過層層修法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執政黨尚且直接提出了蔣介石作為威權統治代表的歷史話語，相對地，在野黨的表現更加曖昧、更加「口嫌體正直」，以古蹟維護為名不讓工程車進入牌樓前的空間——如果牌樓前的地磚尚且不容破壞，那之前中正廟主建築的屋頂琉璃瓦全面翻修又是怎麼回事？不同的政黨提出的話語，總是將社會的情感能量引注到台灣民主紀念館的牌子擺在哪裡、牌匾要不要拆、公車與捷運要不要改站名、馬英九要是當選總統要不要改回來，而極少面對台灣社會中不同的歷史話語、不同的情感結構。政黨尚且無意進行歷史話語的較量，遑論對話；政黨無意對話、媒體又老是關注公車站牌，台灣社會到底要在哪一個公共空間開啟不同歷史經驗間的民間對話？

我們剛剛從「打破頭」轉型成「數人頭」，期待人們頭蓋骨裡面的東西能夠交流是不是還太早？無論答案為何，我相信有人不甘心看著台灣社會停留在數人頭的階段。范雲正好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她參與了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時報文教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共同合作的「來自民間的對話」工作坊。李丁讚當然也是一個例子，他寫了〈別丟了文化養分〉與〈歷史煙霧中的牌匾〉等文章。未曾經驗到威權統治、坐享民主政治果實的我，想來有理由比他們更不甘心一點。若是要表明自己的結論，剛好日前已經看過兼具美感與理念的一句話可以借用，我也就樂得拾人牙慧了：

這座島嶼，好不容易從幽閉而獨裁的港灣，航向自由開放、卻充滿不確定的大洋。這一趟沒有回頭路的航行，不只有藍綠兩個光點，而我們還在旅途中。

——吳介民，〈公民審議解決民間對抗〉，中國時報，2007/11/27

自溺研究生的美麗與哀愁

2007-07-12T11:30:00.000+08:00

公元兩千年夏天，我第一次自助旅行。在南京或是哪裡的出租車上，我告訴我的旅伴說：我這輩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那種有人給你錢、讓你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那種。當時我腦子裡想到的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記者，不是因為攝影，是因為旅行。

而事實上，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從過去十年的經驗總結起來——是「說話和寫字」。這樣看來，我應該當的是作家或學者。兩種路我都想像過，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在來到清大以後，我慢慢開始把目光轉向學術這條路。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種：或許是大一時不小心讀到薩依德、開始著迷於那種把經驗世界撕開的的美感經驗；或許是高中時聽到的錢賓四先生，在眾生喧嘩中安靜地陳述著「事情不是像你們想的那樣」。或許，更簡單地說法是，予本好辯，在罵人和被罵中總是享受著類似SM的快感。無論如何，現在的我待在這個地方，看起來還想繼續走下去。

在過去幾年裡，這個決定總是給我帶來許多憂愁：大學時的我，牙牙學語地試著向身邊的長輩說明經濟史是「有用」的；現在的我，則乾脆這樣回答問起我論文題目的人：「我就是去寫故事啊，寫工人的生活」、「為什麼？因為很好玩啊」。同樣的問題，我其實有很多其它的答案；但是這幾年的經驗讓我學會了一件事：有些東西，在有些人的眼中，永遠不會被視為有意義的。學院裡和學院外，的確存在著不太一樣的價值排序：我要如何告訴某個在喜酒上狹路相逢的親戚或故人，我最近讀了一本書好棒它告訴我我們應該在理解農民反抗時將目光焦點從武裝革命移向佃農的偷雞摸狗？我的故人或親戚可能會一臉狐疑地問我：那我們為什麼要理解農民反抗？或者，他們可能會給我一個很偉大也很有道理的答案（例如大家都好好讀論語就沒事了），因而認為我讀到的這本書根本就是在枝微末節的問題上打轉。

我讀到的那本書仍然是重要的，至少世界上有一些人深深相信著。問題是，「觀點」或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來就難以被放在秤桿上計價；甚至，有些時候，「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也難以為自身說明它可以賣到怎樣的價錢。這些難以計價的東西，當然，對許多人仍然深富意義——我喜歡的一個故事是，當一個學生質問教授學歷史有什麼用時，那位深受薩依德影響的教授反問他：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不讀歷史，然後任由其它族裔、其它文化的社會群體為之編纂歷史時，會發生什麼事？

我恰好跟那位教授身受同樣的教益。如果我被問到「會發生什麼事」時，我腦海裡浮現的必然是這樣一段文字：

我毫無優越感，但是我也要反問羅伯森議員，或是任何一位對歷史只有膚淺了解的人，假使他們被放置在我這樣的位置，身為一個英國政治人物，奉派在東方的埃及，應該要如何治理這個多種族的國家？我們對埃及的了解，勝過其他國家，我們知道埃及的遠古、知道得更多、有更貼己的了解經驗。它的久遠，遠遠超過我們這個民族；當我們還迷失在史前時期時，埃及文明已經過了高峰。我們好好地看看所有這些東方國家，不要再談什麼優越感或自卑感。

在1910年英國下議院的一場演講中，巴佛（Arthur James Balfour）以這樣的陳述來宣稱英國對埃及統治的正當性——當被質疑「英國在哪方面比埃及優越」時，他強調，這不是一個優越感的問題。在巴佛的這段話中，英國對埃及的統治正當性，不是來自於政治、經濟的力量差異，而是來自於「英國人了解埃及」。而在這樣的深刻了解之下，他對現今的埃及作出了評估：東方的國家從未有過人民自治的歷史，所有東方史上的偉大時代，都是專制獨裁的政體。因此，東、西比較不是優越與低下的問題，而是「東方人無力自己建立一個民主的政體」。由此，他可以宣稱英國的殖民政權是埃及有史以來經歷過最好的一個。

然而，我和該教授同樣尊敬的那位學者，為了描繪這種知識的力量，寫了一整本書。回到喜宴的場景，我想，我的回答會是這樣：請你給我一本書的時間，不，我還需要更多本書的時間以作為這本書的前置脈絡；不，我還需要一點點時間，說明為什麼需要這樣的脈絡、說明知識的譜系是如何延伸交疊……如果不能給我這些時間，那麼，請聽我說：那名研究農民反抗的學者擁有耶魯大學的教職，以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一間研究室。

到最後，表面上看起來我成為了一個犬儒主義者——我只能說，塔裡塔外的人看重的東西並不一樣，有些東西在塔裡真的能賣錢。即使你覺得是騙錢、都是在講一些「很虛」的東西也沒關係。

而我是那麼一廂情願地相信那些很虛的東西，其實也很實在。

公元二○○七年，我已經走過了許多次那片當年初旅的土地。到目前為止的最後一次，我在那裡住了半年寫出了一本左看右看也實在「很虛」的論文。它甚且不能幫我換取一個教職，以至於我在喜宴上微弱的申辯顯得更加微弱。然而，我仍然希望我能有那麼一點機會，向那位故人或親戚，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

請你給我一本書、兩本書、三本書的時間。如果可以，請你試著走進塔內。在這裡，你或許會發現一切的意義。如果可以，讓我們從一個已死之人在百年前英國國會的演講開始，真的，這一切都很真實，而且是那麼的美麗。

研究生好閒

2007-03-29T18:52:00.000+08:00

很多人聽到我現在是個不用修課的學生，都會直覺地感嘆我好閒。聽得久了，連我自己也開始疑惑了起來——難道我真的是太閒了嗎？仔細看看我一天的生活：睡到近中午、吃飯、找加咖啡店坐著、上網、發呆、掙扎著要不要開始寫某一章節的第一段、在心裡大吼大叫說我不要寫論文了、最後一天寫了一、兩千字……我實在很閒。

當然，對不知道我生活、只是聽說我沒有修課的人來講，這種「研究生好閒」的判斷更可能是建立在一個台灣社會的「常識」上：人要嘛就是當個天天上課的學生，不然他就該有個天天上班的工作。除了少數SOHO族以外，既不上課也沒工作的人，當然就很閒。「寫論文」似乎不被理解成一件必須花費大量時間精力、並且可以一做就做一年的工作。

然而，就算我要聲稱我自己目前在幹的「正經事」是「寫論文」，算一算我每天花在論文上的時間，數字上也的確是少得不像話。用一個極端一點的算法，以真正在寫的時候來說，平均一小時應該可以寫一千字。我的論文預計會有八萬到十萬字，算多一點吧，十萬字其實也只要花一百個小時。一天寫兩個小時的話，兩個月內可以寫完；用「已經出社會」的標準來看，一天應該工作八小時，那麼，哇，十二天半就可以寫完耶。

那我們這些米蟲都在做什麼呢？我想不只是我，很多如我一般長期不修課不工作專事論文寫作的人，都可能引起他人這樣的疑惑。我有個可憐的學姐，還被自己相交多年的朋友問道：論文不是剪剪貼貼就可以了嗎？為什麼會那麼辛苦呢？

我不得不承認有個半年一年的時間專事寫作是件挺奢侈的事。然而，對於每天工作時間過少這件事，我想了很久以後才恍然大悟：寫論文是不太可能每天固定振筆疾書萬兒八千字的。思考論文要怎麼寫、在一堆資料之中打轉已經很曠日廢時，想要有力地回應既有的文獻更是讓人得煞費苦心。我可能會為了十萬字之中一個幾千字的小節想一整天，頭痛的可能只是到底要從哪裡寫起。要把自己的想法（先不論產生想法又要花多少時間）整理得有條有理並不容易，尤其是在你必須同時照顧到特定的經驗材料、整體的論述架構以及與其它研究對話的空間時。至於要如何讓自己的論證經得起考驗，如何準備好減低自己被質疑的空間，就是更讓人頭痛的事。你可能要作出這樣的選擇：是要繼續尋找佐證，以強調A和B之間的因果關係呢？還是撤除掉「因果關係」這種強力的詮釋，改說A和B之間有「某種程度的關連性」？前者可能會花掉你一個月的時間，後者可能會讓你的論證無足輕重。

寫到這裡還沒有考慮到我最近很頭痛的問題。論證到底要抽象化到什麼程度？要建構哪些分析性的概念？每多往外走一步，就要回頭作很多功課。為了發明新名詞我頭痛了許久，當我想要談「效率拜物教」，我就得重新把一年前讀過的《資本論》翻出來，然後苦思效率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之間的相似性。我老闆且指引了我一條更曠日廢時的明路：我可以去找人類學對拜物教的討論。我最後還是秉持初衷找了馬克思，但這些工作仍然花了我好幾天。故事還沒完。我下個月應該會開始著手寫「公司治理性」。這個概念要求我回顧Burawoy的「公司國」和傅柯的「治理性」。同時，這個概念必須能夠經由我們目前所知的中國行政體系，及其與公司的關係建立起來。

於是到了最後，我發現自己的寫作實在是慢得理所當然。這種緩慢的進展當然營造出了一種假象：研究生都很閒。然而只要看看研究生的一臉菜色，大家或許就會比較同情他們一點。當然，比較慘的情況是，人們可能會覺得這些研究生小題大作，或是覺得這種學術性的焦慮根本沒有意義——正如同我至今仍然沒有把握說服所有人，「效率拜物教」或「公司治理性」這種概念是必要的。畢竟並不是誰都會接受「這樣詮釋就可以幫助我們把公司理解成一個如同國家一般的支配機構，並且將公司管理政策的改變視為一個微型的統治理念現代化過程」這種理由。

所以我想在一定時間之內，這種「研究生很閒」的假象大概會繼續下去。同樣地，在很長遠的期間之內，我大概也還是會繼續聽到「論文不是剪剪貼貼就好嗎」之類的話。還好我的家人朋友沒問過我這種問題，也沒覺得我很閒。我想他們都觀察到了我臉上的菜色。

話又說回來，我今天在寫完一點點修講座課的作業之後，就開始討論紀錄片的事情，然後寫了這篇文章。我似乎真的太閒了。

專家與正當性的疑惑——就〈樂生樂生，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之〉一文就教於酥餅

2007-03-23T08:41:00.000+08:00

敬愛的酥教授：

頃讀大作。基本上，這是一篇平和的文章，在近日的樂生爭論中已經令我欣喜；另一方面，該文強調的先實地探訪再下判斷，也是我衷心支持的。在此先向您致意。然而，我卻有一些疑惑不得不跟您商榷——就當作是一個研究生與一位教授的office hour吧。

我想，在該文的大方向上我都明白您的意思，因此我的疑惑對您而言可能失之於瑣碎。我的問題是：您轉述了您「專業社會運動者」朋友們的意見，指出「……樂生保留訴求的正當性不足，很難說服社會，作為一個專業的社會運動者，他們必須選擇戰場，他們甚至質疑現在還選擇樂生當作戰場的人，要不就是判斷出問題，不然就是別有用心」，這一點的確令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然而，我好奇的是：當您提到「如果要人云亦云的話，他們是我相信的人」時，您相信的究竟是他們對您的「誠實」、基於私交而確定的「人格」、亦或是對於其作為「專業社會運動者」的「專業」？

之所以必須釐清這一點，是為了解決我個人——作為一個學生及讀者——的困擾。如果您的相信是基於前兩項理由，那您當然可以預期您的讀者（包括我）毫無必要如您一般相信他們，因為多數讀者與他們並無私交、甚至不知他們是誰。然而，如果您的相信是基於他們的「專業」，我就必須請教您：

第一，「正當性」是應該、或可以由「專業人士」界定的嗎？

第二，承上，若是，則這些「專業人士」應該是哪些人？

第三，承上，這些「專業人士」所應秉持的正當性判準為何？

這背後可能有一個很龐大的問題，或許我應該請教哲學系的教授而非您。然而我還是先說我的看法吧：我是一個相對而言不強調「普世價值」的人，對我來講，一個社會固然有其「某種程度上」共享的正當性判準，並且在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中形塑出個人的價值觀，因此它也會藉由社會化的過程自我複製。然而，這種「共享」並不意味著任一社會共享的任一價值具有客觀性、超越性或是優位性（priority）。它不客觀，因為它是人們心智的創造物、是人們基於對世界的理解所凝聚出的共識；它不超越、因為人們對世界的理解不能脫離各個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歷史/社會脈絡而存在；最後，因為前述兩點，任一價值往往無法宣稱其自身客觀地優於其它價值。

若我對「正當性」的理解沒有錯，那麼，恐怕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有什麼議題是「客觀地」、「本質上」不具正當性的。我們必須假設，任一議題在其自身誠摯的支持者的心靈裡，都有其正當性；我們必須做的，是在溝通之中給他們機會說服我們、或是由我們說服他們。緣此，我實在非常難以接受有人（如您的專家朋友）率爾宣稱某議題「不具正當性」。

當然，您朋友的意思也有可能是：保留樂生的訴求「無法在當今台灣社會訴諸某種已被普遍承認的正當性」。若是如此，那我則有另一種擔憂。如果一項議題只因這樣的理由就要遭到「專業人士」的淘汰，那麼，前述的、關於正當性的「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就會失去在運動中轉化的可能性，而這種轉化可能是重要的。因為它確保了在某一時期某一社會中的弱勢者，有可能——哪怕希望渺茫——獲得社會的支持與理解。換言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很遺憾地我都無法附和您專業的朋友。

我是您的晚輩，或至少，明顯地是學生輩。我不是專業的社會運動者，只是一個很愛問問題的研究生。我跟您朋友們的不同之處可能是：因為我較為年輕，因此我不像某些上一代社運專家一般認為有什麼訴求「深具正當性」因此必然要被捍衛、也不認為有什麼訴求「不具正當性」因此理應被棄置。換言之，我不反對「選擇戰場」，但我不認為訴諸某種看似客觀、凝固的「正當性」而選擇放棄某項議題是合理的。事實上，如果您的朋友告訴我，他出於某種個人的價值觀（而非看似普世的正當性）而反對樂生議題，一如天主教徒反對墮胎，我雖然不會被說服，但卻會更能理解。

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我的象牙塔性格使然，我可能比您那些身為「專業社會運動者」的朋友更傾向於把社會運動當成長期的心智工程（無論對運動中的哪一方而言），而非天真地捍衛某個「普世地正當」的訴求、並非要求得結果不可的政治性行動。換言之，樂生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不同價值之間的溝通，而非您以及您朋友強調的「公共政策取捨」或「選擇戰場」。對我而言，樂生這個聚落，應該成為一個價值抗衡、溝通，並進而取得某種共識、（退而求其次地）相互理解或（更退一步地）相互妥協的廣場。

而目前看起來，您的朋友們、台灣社會素所敬重的「專業社會運動者」，面對這個廣場時似乎選擇了關門。我希望這是我的誤解、我希望不是這樣。

您誠摯的TFP 敬上

從樂生折射出的一點公眾討論現象

2007-03-17T20:10:00.000+08:00

我第一次聽到樂生，是在我埋頭寫論文研究計畫的時候。我的幾個同學跑去樂生做口述史，想要了解一下阿公阿媽們到底在想什麼。後來，隨著研究計畫的口試將屆，我開始把自己埋入中國工人的生活世界裡，似乎暫時忘了台灣社會正發生的、環繞著政策的歷史遺緒展開的論辯。

後來，2006年下半年，我離開了台灣，在廣東住了半年。在那裡，我每天能夠接觸到網路的時間變得很短，以至於我幾乎只能以瀏覽文章的方式偶爾留意樂生爭議的進度。然而，在此同時，在ptt2的8A版，樂生的文章越來越多，導致這些論辯在我腦海中的聲音越來越響。然而，從那時候起，直到我回到台灣，由於我一直沒有實地進入樂生，因此我一直無法問心無愧地參與論戰。即使是到我回到台灣後也是如此。

而我真正地開始加入8A版的樂生論戰，是在三月的事了。事實上，我仍然不是針對樂生的存廢本身發言——事實上，這些事情已經有了夠多、但似乎牛頭不對馬嘴的討論。我當時討論的問題很簡單，在其後也是。我所關注的，是大家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參與這一場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的論爭。

不可諱言地，8A是個相當精采的地方。環繞著樂生這個議題，在政策辯論及技術問題上，正面反面的說法都有相當的說服力。我的意思是，由於我本身不具工程專業，因此在90%方案浮上討論的檯面後，對於雙方的論點我並沒有做出應然判斷的信心；另一方面，由於我仍然相信社會上不同利益間難以比較出客觀的價值排序，因此，面對樂生派（在此不精準地泛稱支持樂生保留方案的版友）及反樂生派（更不精確地泛稱反對他們的人）之間的價值衝突，尤其是數十名老人的心情和新莊市民對捷運通車的渴望，我並不認為自己有置喙的餘地。因此，對於這些討論，我一直抱持著相當的無力感認真閱讀。我的無力感其來有自：我同情老人的訴求，但我也找不到理由來說服自己「要求捷運早日通車是不對的」。

我的無力感其實並非沒有解決之道。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即使價值排序沒有客觀的標準，人們也可能藉由溝通與討論、建立同理心來試著相互妥協。如果對話成功，或許有一方可以稍微說服另一方修改自己的效用函數，然後得到對雙方而言都較為親切的共識。然而，在最近，這種無力感開始加劇，並且漸漸地變成了憤怒。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對話應該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對話不應該被某些未經檢證的價值判準硬生生打斷或關閉。這樣的信念意味著，我不能接受某些人使用看似理所當然的假設，作出缺乏思考或同理心的判斷。這樣的「不能接受」，導致了我在8A論爭中的介入。

三月八日，8A版網友uus貼出了一篇名為〈黑暗的一日，蘇貞昌官邸前抗議紀錄〉的文章，內容是關於當天樂生青年行動聯盟（簡稱樂青）在蘇貞昌官邸前抗議時，爆發警民衝突的經過。他描繪了警察強制驅離的過程，包括暴力的使用。他的文章訴求像是一種哀告，不斷地訴諸警察及讀者的同理心，並大量地使用「於心何忍」式的呼籲。而在此時，網友imidazole藉推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憑什麼你們這群人就自認正義？還悲憤咧……違法集會，妨礙公務，危害首長安全，妨礙人身自由……一堆違法事實警察當然要執法，要抗爭選擇跟司法對幹……自己想挨揍，然後再塑造悲劇英雄，凝聚社會同情嗎？我認同你們訴求，但我不齒你們行徑。尤其是這種文章……」。imidazole的發言，若是被簡化為「要搞未經申請的集體行動就別怕警察抓」，那我也的確不反對。國家機器對人民集會的設限是明擺在眼前的事實，除非樂青要另闢戰場檢討集會遊行法，否則集會被警察介入應該是大家預料得到的結果，似乎沒什麼好爭執。

然而，imidazole似乎沒有考慮過對抗議群眾以「踹下體」的方式處理是否適當，更沒有注意到uus對於「同理心」的呼籲。對於「踹下體」是否適當，當然有討論的空間（雖然我很懷疑會有誰認為適當）；對於同理心的訴求，反樂生派也大可呼籲樂生派要試著理解某些新莊市民對於捷運通車的期盼。偏偏imidazole似乎絲毫不打算從這些地方入手回應。他的意見很簡單：你們「違法」，你們就「錯了」。在短短的推文裡，似乎將法律與社會的衝突視而不見，更將執法的適當性視作不成問題。當時我對這種觀點的回應大致是：「……在這些論述裡面，人們武斷地將「合法」視為唯一的、或最為優越的衡量標準，並藉此理解我們的社會……在樂生事件中，這些人不會思考歷史、記憶、社會意義的價值如何和都市規劃、政治操作及公共選擇的脈絡接軌。講簡單一點：這些人只會口口聲聲以廉價的『違法』說詞作出價值判斷，卻絲毫不準備面對法律與社會對話的可能性、絲毫不準備反省法律本身。」

在那之後沒多久，另一個看似更細節、但反映出來的心態更加駭人的推文出現了。rebot在對一篇文章的推文裡，直指「『定為古蹟』是讓樂生院民繼續住在樂生的『藉口』」（三月十三日）；我對該推文的反應是：若說「定為古蹟」是讓人繼續住在樂生的「策略」乃至「手段」，我都不會如此不能接受。「藉口」二字透露出來的預設立場是：「讓這些人住在樂生」這個目的，本身就是錯的。若我們說「策略」，則通常不預設目的的正當與否；若我們說「手段」，則雖然在許多人習慣的語境裡已經對「手段」二字下了價值判斷，但仍然不肯定或否定目的的正當性。我們可能會說「通過考試的策略」（如果要描述一個人的時間分配或對考試範圍的棄保策略）、也可能會說「通過考試的手段」（也可以描述時間分配或棄保策略，但也會有人在描述「作弊」或「行賄」等方式時更偏好使用這個詞），但這些措辭都不涉及對「通過考試」的價值判斷。「藉口」這個詞卻是不同的情況了。

rebot似乎完全沒看懂我的意思，因此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在那之後，A版出現了另一種筆前述的論述更加匪夷所思的論點：我開始發現有人指稱，因為樂青採取的抗爭方式，以及樂生派在版上「以正義自居」抨擊反樂生派的言論，他們開始反對（或「不支持」）樂生的保留方案。這樣的論點暗示著：「我本來要支持（或可能支持）樂生派，但是因為樂青採取的手法，我改變了我對這件事的看法」。這樣的態度轉折對我而言是不可理解的：我一直以為，樂青採取的抗爭手段是一回事，對樂生院保留方案的支持或反對則應該是另一回事。我不反對樂青的公開抗爭形式，因為在計有制度框架及行政議程下，他們似乎也沒有什麼「合法」的行動方式；然而即使我對他們的一些行動不表贊同，我也不會因此而反對樂生的保留方案。在這個意義下，我更贊同前述imidazole表達意見的方式：「我認同你們訴求，但我不齒你們行徑」。的確，訴求歸訴求，對訴求的認同與否涉及了個人對事件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價值排序；至於是否贊同行徑（或策略或手段），則是另外一回事。將這兩者混淆，讓我感到相當地無法理解。

這大致是在樂生爭議之中，我看到的三種令我無法理解的說法。在第一種之中，我看到了「違法」的判定掩蓋了集會事件發生的脈絡及執法細節的正當性；在第二種說法中，我看到了一個人如何輕率（甚至不自覺地）地對自己反對的訴求作出價值判斷，並且看不出他有準備透過思考歷史過程的發展、制度及政策造成的公共選擇侷限反省自己的價值判斷；在第三種說法中，我看到了人們以行動者的作為而非他們的訴求來思考一個社會議題的應然面。在這三種思維方式之中，我所期待的公眾討論都被遏止了：我原本所期待的，正是人們可以把歷史、制度、政策、行政等結構性因素攤開來整理、思索，並且在過程中理解到不同利益行動者的感受，以及各種利益各自面對的限制，及雙方的衝突。這聽起來似乎過於高調而難以實現，但至少我希望不要有東西攔阻它。

當我開始準備整理這一篇感想時，我心裡不斷地浮現Albert Hirschman寫的《反動的修辭》。我原本想要順著他的框架討論各種在樂生爭議中出現的修辭策略，但後來因為不想太「一個蘿蔔一個坑」而作罷。然而，寫到文章的結尾處，我發現我仍舊必須跟他做類似的事情。在該書的末尾，當Hirschman批評了反動派的各種修辭策略之後，他反而轉過頭來分析了進步派的修辭。在他眼中，這兩方的說法都不是客觀的真理。各自抱持著自己的信念、將之視為最崇高或最客觀的論點，進而貶抑對方，並不會有助於任何我們想要的社會出現。而我，在類似的觀點之下，也必須說：支持樂生保留方案的人，若是一味地將反對者普遍地貶抑為愚昧或不道德，並且堅稱樂生的保留「客觀地」比新莊的通車時間或工程成本更重要，將不會有助於任何事情。我心目中比較理想的方式是承認價值的相對性，並且試著用更多的故事、紀錄片乃至哀告來爭取另一方的同情。樂青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多了，但以成效來看，似乎還得做得更多。然而我也得承認這並不容易。

我並不自詡為樂生的捍衛者，因此一開始進入討論的場域時，我是懷著對心目中理想對話的期待及對現況的牢騷而來的。當我回應「違法」論述時，我滿懷憂心；當我面對「藉口」這樣的措辭時，我一肚子不爽。如果我只想發完牢騷就走，那我這樣做倒也問心無愧——我發了我的牢騷，也等待有人批評我；我對rebot的措辭相當尖刻（以我自己的標準），也準備在他的反擊說服我時接受羞辱。然而，若我是一個樂生派，那我的作法（在我自己來看）就是錯的——若我的最終目的是盡一己之力對人們產生一點點影響（而非只是連署等等），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發言。

這是我對這幾天以來8A版討論風格的一點感想。我就個人的信念而言所不欲見的現象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但好在這些現象仍不能說是普遍的趨勢。8A版針對樂生保留方案的許多辯論，無論是哪一方的分析，都令我獲益良多。針對這些我樂見的討論之外那一點點小煩惱的討論已經說完了，很高興我終於言盡於此。（按：本文原載於ptt2的AAAAAAAA版，文中的討論只針對該版的一些現象而發）

和諧社會

2007-02-20T17:06:00.000+08:00

小潘跟我說起中央台新年聯歡晚會的民工子弟詩歌朗誦。一群民工子弟在台上唸著：「是媽媽把城市的馬路越掃越寬，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紀的高樓大廈。民工子弟也是祖國的花」。我接著唸：「是我們的阿公被推土機壓過去，才有了農村的開發區」。

我承認我的反應很刻薄，正如同我無意否定、甚或忽視中國對「構建和諧社會」所作出的努力。畢竟，這是在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之後，中國政府第一次把農村及農民工的處境提高到如同今天一般的高度。走在中國的大馬路上，隨處可見的標語看板內容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發展是硬道理」變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多少意味著中國正從遠眺未來的「發展」姿態稍稍停步，轉而回頭看看三十年改革開放留下來的社會不平等。

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應該是從2004年九月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始正式確立的，而其濫觴可以追溯至十六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決定》將其正式列為中國共產黨全面提高執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這一思想，在此前的十六大報告論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已有體現，其中有兩處比較明顯：一是報告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我國將要實現的小康社會比２０００年有六個『更加』，其中第五個『更加』就是『社會更加和諧』；二是報告第二部分論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提出，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們要努力建立起『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關係。」（按此看全文）。經過幾年的推動，當我在去年重返中國時，在中央台每天都可以看到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報導。新聞的內容其實具有很高的同質性：一個貧困的農村，經由「積極黨幹部的領導」以及「專家學者的指」協助，改革了農業技術或是產業型態，開始走上小康的道路。當我進入工廠，電視仍然天天報導著關於中國社會如何如何地向和諧社會更進一步的消息。無遠弗屆的宣傳威力，讓老梁也朗朗上口地向我解釋何謂「構建和諧社會」。到了今年，中央台的聯歡晚會讓民工子弟上台朗誦。

我應該覺得感動嗎？我似乎應該。若是我在電視上看到一群民工子弟宣示著「民工子弟也是祖國的花朵」、若是我看到台下的人熱淚盈框，我又怎麼能不想哭呢？

那我為什麼又要如此刻薄呢？

今年一月下旬，我輾轉看到了一份關於強制拆遷的紅頭文件。文件的發出日期，離除夕夜不到一個月。實際去過該村的人告訴我，那個村子為了拆遷事宜正在持續地抗爭；他同時也去看過區政府安排的補償房，並告訴我補償房的牆壁上有著可以插進鑰匙的裂縫。這個村子位於富裕的沿海地區，其所屬的市甚至是歷史名城。在這樣的地方、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下，這樣的劇碼卻仍然能夠上演。我沒有辦法想像，等到推土機開進村子的那一天，會發生怎樣的事情？是如同中國的慣例：硬拆房子、逮捕、毆打？如果不是，那又會是什麼？

而時隔一個月後，中央台的聯歡晚會裡，民工子弟的朗誦仍然播送著和諧社會的遠景。

我應該感動嗎？

小朋友的朗誦令我感到不安，而不安的第一個原因，正是如同那個被拆遷的村子一般、口號與現實的裂縫。這樣的裂縫有多深？有多少？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不安的另一個理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系列口號聽在我耳裡實在太過陰森。口號的措辭往往可以讓我們看見一部份的真實，朝著口號的另一面看過去，我們則可以看到另一些。在BBS上有一個網友的簽名檔是這麼寫的：「說要構建和諧社會，就表示這個社會還不和諧」。

然而有一些東西卻可能被口號粉飾。集體經濟三十年，蘇維埃體制對農村的歧視、統夠統銷下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三年自然災害」（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自然災害」）下餓死的人，其實都僅僅出於「社會主義」體制對農村的制度歧視——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不和諧」？三十年改革開放，農民工魚貫進入血汗工廠、被拖欠工資、被打被殺、被地方政府視為社會亂源而非必須被保護的人民、被城市居民視為罪犯及污染源而非自己的同胞——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不和諧」？農村的幹部私吞集體資產的利潤、被要求查帳就衝進自己村民的屋裡打殺、村民上訪得不到合法管道且會遭到村幹部的報復、集體的土地被徵收，補償可能很低也可能被幹部私吞、不願被徵地的就被強行帶走、抗爭可能帶來槍聲——這就是所謂的「不和諧」？

那麼，誰來告訴我，什麼樣的故事可以被用來表現「不公不義」、「暴政」、「罪惡」？

然而，在此同時，中央台的新聞仍然不斷地傳達這樣的形象：農村就在那裡等待我們去扶助、其悲慘處境的一切起因都是對知識及科技的缺乏、而能夠拯救他們的，就是英明的政府以及集人性光明面於一身的先進共產黨幹部。

而這一切的作為，就叫做「構建和諧社會」。

我越來越不安。然而最讓我不安的莫過於民工子弟自己的朗誦詞：「民工子弟也是祖國的花朵」。誰能夠告訴我，為什麼明明「就是」祖國花朵的小孩子，在這個讓眾人熱淚盈框的舞台上，才「也是」了起來？

茲錄全詩如下：

《心裏話》

要問我是誰，
過去我總不願回答，
因為我怕，
我怕城裏的孩子笑話，
我們的校園很小，
放不下一個鞍馬，
我們的校舍簡陋，
還經常搬家，
我們的教室很暗，
燈光只有幾瓦，
我們的座椅很舊，
坐上去吱吱啞啞，
但是我們作業工整，
我們的成績不差，
要問我此刻最想說什么，
我愛我的媽媽，我愛我的爸爸，
因為
是媽媽把城市的馬路越掃越寬，
因為
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紀的高樓大廈，
北京的2008，
也是我們的2008，
老師把她譜成了歌，
同學把她畫成了畫，
作文課上我們寫下了這樣的話，
別人與我比父母，我和別人比明天，
打工子弟和城裏的小朋友一樣，
都是中國的娃，都是祖國的花。
親愛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全國的小朋友們，
我向你拜年啦。

咖啡桌上的後殖民

2007-01-07T00:23:00.000+08:00

在天使，隔壁桌的女人討論著中國名模杜鵑。其中一個說她好醜。接著她們開始討論，說西方人就認為中國人應該長那樣。

整件事情非常荒謬——我應該贊同她們並且寫一篇關於西方人如何想像中國的文章嗎？我並不準備這樣寫。因為整件事情的荒謬之處正在於，她們說杜鵑「好醜」的時候，評價的標準極可能是十足西方式的。她們不自覺的潛台詞可能是：西方人把一個（在我們也已經不自覺接受的西方審美標準下）很醜的女人看得很美，是因為他們對中國女人自有其想像。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想像和中國人（好啦叫做漢人也行）對中國人的審美標準打了一架。後殖民主義在咖啡桌上困窘了起來。

喔對了。關於亞洲人的審美觀與後殖民的關係已經有人討論過啦。在這裡。

兄弟

2007-01-01T18:33:00.000+08:00

很久以前紀仔問我：你有看過余華的《兄弟》嗎？我說有，但沒看完。他說喔，我只是覺得你應該看一看。你們兄弟真的是兄弟。我問他，那你們呢？紀仔說：我們家是三個獨生子。

此刻我跟我兄弟坐在淡水河邊的一家咖啡館，分據一張狹長桌子的兩端。為了避免坐同一側的碰撞所以他面對河岸而我背對，因此我很可悲地只能看著他。

我兄弟挺好看的，高中那年對我學著穿衣服感到嫌惡的他現在穿得遠遠比我像個人，很有點文青的樣子坐在咖啡店裡打電腦。IBM和VAIO擺在桌上，兩個人各寫各的東西——他在寫他的跨年，我在為了昨晚庸俗的牢騷找照片。偶一抬頭看到的景象很令人驚異：一個台北東區的雅痞和一個新竹的學術宅男，兩個人竟然展演著一個類似的手勢：寫東西的手勢。

類似的手勢給予我一種奇異的熟悉感，而這種熟悉感之所以奇異是因為其本身的陌生。這種陌生感其來有自：我的文青生涯大概在我大二移居新竹後漸漸落幕，此後幾年之中聽到這個詞總有一種喝下漂白水的不適應感；他的文青生涯大概在一年前開始，當時我正在啃著馬克思和傅柯，寫文章不是為了研究計畫就是為了罵人。在我的文青年歲裡他不以為然，在他的文青年歲裡我感到羨慕而悵然。

我兄弟在他文青生涯的濫觴期曾經用一篇名為〈文藝青年〉的文章把他文青化的故事寫得很清楚，看過該文會更明白我的意思。從那篇文章之後，過去看到我就問我作詩了沒（天知道我未曾寫詩）的家人們就開始定期關注著我兄弟的文章，家族裡曾經黏著在我身上的文青標籤迅速地被摘下來貼到他身上。在家族成員表示驚奇與讚嘆之餘，我的心情似乎複雜了一點。

我兄弟正在重考，大概很徬徨也很焦躁，因此他的文章總是傳達出一種平淡而躁動不安的感覺。對此我感到很羨慕，因為那會讓我想起我在台大念機械系、整天茫然不知所措的年代。那個每天傍晚準時走過長長的椰林大道，走到校門口望著羅斯福路新生南路的路口、喃喃地自問「接下來要去哪裡」的年代。那個年代裡的焦慮、想像和現實，使那個年代的我總覺得自己身處在一種躁鬱的詩學氛圍裡。隔了一年我準備轉學考，整天在校園裡閒晃，與身邊既熟悉又格格不入的地景維持著一種過客的斷裂關係。我寫了無數的文字，追求一種清澈的無力感，想像著自己會不會有一天竟能改變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我懷念那樣一個我一點都不想重來的年代。因為一點都不想重來，因此我心安理得地懷念。然而，看到我的兄弟，那個年代裡的味道卻時不時地冒出來。為此我感謝我兄弟，因為他自顧自地生活在平淡的焦慮中時，我正在偷偷地擷取他生活的片段、並且武斷地任意在我的腦海之中改造，讓這些被我任意想像其意義的片段在我的心靈內部召喚出我曾經被牢牢綑綁於其上的年代。我未曾徵求過他的同意，因為我認為他不會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我如此理解。因此我只能默默地告訴自己：是的，他跟我不一樣；可是這個不一樣的生活裡，為什麼又有一些東西讓我總想要任性、甚至專制地聯想起我的過去呵。

在那樣一個年代裡，我的一切都被我的兄弟質疑並挑戰。他不能接受我的生活方式、心情和其他，而今天我卻像小偷似地在他身上找我自己。這很諷刺（ironic）；我明知他身處的情境與我之不可共量，卻一味地這樣想像，這更顯得悲哀。

在某種程度上，我將一個不可被如此詮釋的生命經驗理解成自己經驗的召喚物，是因為自己的生命情境再也不會重來。

可喜的是我現今是一個不甚焦躁的宅男。不重來就不重來，我看著我兄弟，挺開心，這時候又像是在看一本偉人傳記之類的，想著那是他的故事了。只除了有時候，某些關鍵字突然冒出來時——例如，隔壁桌在不久前冒出了「文青」這個字眼，我跟我兄弟對看一眼，我總覺得他也喝到了一點肥皂水。那一瞬間，我又相信我跟他的命運之間有某種牽繫了。

關於2007

2006-12-31T18:06:00.000+08:00

日本人會在除夕（就是今天）去寺廟聽鐘，紀仔剛剛傳了個可以讓人在家裡自己撞鐘的連結給我。很有趣。聽說鐘聲很難聽，我在咖啡店聽不真切。

Welcome 2007

2006-12-31T18:05:00.000+08:00

今天要去跨年。

我不知道是誰規定跨年一定要這樣跨：一夥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看煙火、倒數計時。聽起來像是病態地複製時代廣場的倒數，或者說，複製一個沒有歷史、但兩百年來都以為自己在進步的（或者恰恰因為沒有歷史所以只能宣稱自己在進步？）國家的儀式。

跨年是什麼？跨年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歡呼著告別過去，並且迎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給予人的感官刺激只能持續到午夜十二點，在午夜之前，新的一年還沒到來——應該說，它還不存在。因為不存在，所以未受沾染。你可以盡可能地將它想像得純潔無暇、光明、充滿希望。2007年是未誕生的胎兒，因此2007年的你也還在羊水之中，純淨得也像是一隻胎兒。想像的時間邊界建構了「過去」和「未來」，並且幫助我們將後者理解成一個可以與或平淡無奇或骯髒暗敗的前者一刀兩斷的東西。「未來」的本質正是：它一直存在於我們的前方，一旦被你觸摸到，它就不是未來了。換言之，2007年以兩種形式存在著：一種是想像的，一種是現實的。想像的2007年永遠被理解成一種「新的開始」，存在著「無限的可能」；現實的2007年則就只是2007年。你一旦跨進去，就會發現它跟2006年沒有任何的差別。而在此同時，想像的2007年就會消失無蹤，因為它只能以未來的姿態存在。兩個2007年從來沒有任何的相關——事實上，它們不能有任何的相關：想像中的2007年絕不能是現實生活中即將到來的那個、跟2006年沒有任何差異的2007年。

然而實情是，十二月三十一號和一月一號並沒有什麼不同。明天早上，你一樣要起床、刷牙洗臉（或一樣不刷牙不洗臉）、上班上學，然後面對自己跟昨天一樣的生活。如果你的人生正在變動，那所謂跨年的這一天並不會影響你變動的路徑；如果你的人生一成不變，那昨晚的狂歡只是你庸俗人生的一個荒謬參照。為了這個參照，我們可以拿足以支付無數小學生營養午餐費的錢去燒成三分鐘的輝煌——記者且會興奮地告訴你，今年的煙火比去年足足多了一分鐘、一分鐘！誰說不行呢？誰說小學生的餐費比庸碌中產階級的平凡人生更重要？誰說脫序者的飢寒交迫比螺絲釘的無力感更怵目驚心？

點一把火來追求刺激有很多種方式。帶種一點的可以去吸大麻，沒種的就去看煙火。後者且會指責前者，其原因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幾個人躲起來吸大麻可能被指責隨從流俗，跟幾千人一起看煙火倒沒有這種困擾。

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101跨年是一個很感傷的活動，一群人對著發光的陽具集體手淫。明天早上，我們虛脫，帶著縱慾後的黑眼圈走進「嶄新」的2007年，而唯一跟昨天不同的也只是黑眼圈。當昨晚的性幻想對象走到你面前，你發現那根本是兩個人。然而你並不驚慌，因為現在離2008年只剩下365天。

如果在工廠，一個研究生（五）

2006-12-18T14:10:00.000+08:00

五．誌謝

關於這次田野研究，有一些人是必須感謝的。除了感謝家人對我一去半年的容忍外，首先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吳介民老師為我聯繫了工廠。其次要感謝恆發箱袋公司的副總與經理，我在會安的生活完全是受他們照應的，而他們對我最大的恩情則在於以下這件事：他們容許我在沒有任何特殊待遇的情況之下，成為該廠近三千名員工中的一員，甚至走在路上都裝作素昧平生。這樣的研究方式想必為他們帶來不少麻煩——我至今仍難以估算我曾經多麼地叨擾他們，而這些叨擾所串連起的田野經驗對我的研究則意義深遠。

以往在學術著作的序言中，總是看到對研究經費補助單位的誌謝。當時的我以為這不過是形式上的必須，在田野中的一個晚上卻忽然領悟到這種感謝的真切。如果不是中研院與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學程的補助，我將難以完成這樣的田野。僅在此致上最深切的謝意與敬意。

最後要感謝的是田野中的朋友們，基於學術倫理我無法直書其名，但我衷心感謝這些不能說出名字的人——即使看到這段謝辭的人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是誰，而他們則可能永遠不會看到這段謝辭。

如果在工廠，一個研究生（四）

2006-12-18T14:07:00.000+08:00

四．臨別

後來老何幾次找我們喝酒，老梁都推掉了。其實我很想再去找老何喝，畢竟我是打從心眼裡喜歡這個胸無城府的漢子。老何長得很帥，而且是那種濃眉大眼、一看就知道此人心胸開闊的帥，看上去很像我在員工宿舍裡讀到的、古龍小說《大人物》裡的秦歌。然而我又不能去找他——我要是自己去，就像是老梁果真對他生氣了；我要是帶上老梁，我也還真不知道老梁樂意不樂意。

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在老二那裡喝了一點點酒就回宿舍了。當時我已經私自搬到老梁的宿舍——我在離開田野前一個禮拜患了重感冒，決定搬到比較不受風、又可以去飲水器偷接熱水洗澡的新廠宿舍去。一回到宿舍，才坐下來，老何就冒出來了，說他找我們找了一個晚上。聽說我隔天要走，馬上就說一定要去他家喝酒。我看看老梁，老梁問我：「怎麼樣？喝一點可以吧？別太晚回來就好」——於是我知道這杯酒是喝定了。

老何買了瓶好幾十塊的古綿醇，挺奢侈——我跟老梁要喝白酒就是喝三塊半的沱牌酒，規格高點就帶瓶十六塊的紅星二鍋頭去找老二。老何在路上跟我說，他實在看不慣老梁太虐待自己，抽煙喝酒都挑最便宜的——然而我跟他也都知道老梁的打算：他還要盤家裡的兩個兒子上大學，大傢伙今年考上了不滿意說要在學校復讀（重考），小傢伙明年才要考中考呢，老梁還要再熬三、四年罷。

這次又是我跟老梁先到了老何家，老何買了菜自己下廚，比上次兩個小妹子作的好吃。我怪他你上次怎麼就不下廚呢？他無辜地說有女人在他就不進廚房。我很愧對自己所受的社會學訓練而沒有在這時發揮性別意識，看著他只是覺得這個人果然大男人得有幾分可愛。

酒足飯飽後回到宿舍，我心裡像是梗著什麼，又央老梁去買了兩瓶啤酒。我跟他對坐著喝酒，他像是要替我五個月的工廠生活作總結似的，叮嚀著我皆下來要好好寫論文、好好申請學校，「為自己和家人爭取幸福的生活」；不知怎地我總是聽不下去，最後終於跟他說，今晚不說以後的事吧。

於是兩個人就沈默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找出在老二房間喝酒兼訪談時用的筆記本，寫了幾句話給他：

一杯看劍氣，二杯生別離，三杯上馬去。

於是這篇關於五個月田野的短短回顧又回到了起始之處。隔天一早，我搭著廠裡買菜的豐田小轎車到沙河鎮客運站，搭大巴到羅湖，中午以前入住位於九龍油麻地的酒店，並在當天傍晚坐在中環的Starbucks裡寫下本文一開頭的文字。

如果在工廠，一個研究生（三）

2006-12-18T13:59:00.000+08:00

三．把兄老梁

我是在九月時，在車間的廁所裡認識老梁的。那天似乎快出貨了，包裝課的人在廁所哀哀抱怨著有多少包要裝箱。走出廁所，老梁衝著我說：「沒辦法，現在這個社會，你不是打工就是作老闆，沒有中間的！」說這話時臉上還帶著笑。

老梁是車間的機修。機修屬機修課管，一個車間（也就是一個製造課）分配四個人，負責六條生產線（每條線約二十幾人）及一個電腦班的針車修理、調校。我原本以為機修的工作僅止於針車「壞掉」時的維修，後來才知道，理論上在每一次更換工序時都可以找機修來對針車進行調整，把針車調整到最適合該工序的設定。因此，機修在車間裡總是四處走動著，對車間的一切瞭若指掌。日後據他的說法，他注意我已經很久了，覺得「你看起來就水平很高，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真正很有水平的是他。他的家裡是地主家庭、書香門第，土改時工作隊下到村裡，需要能寫會算的知識份子，全村就只找得到他們家，於是就評了個富裕中農。老爸是村幹部，據說是個好村官，半夜村裡有人吵架了，馬上趕出去，到了人家家裡，坐下來，先喝酒，喝到高了，開始評理。講話帶著俗諺、分斷公允周到。一天到晚為了村裡忙碌的結果是，一次開大會後半夜穿著草鞋回家，給什麼東西扎了一下，回到家沒管它，過了幾天發現傷口發炎越來越嚴重。姪子在市裡作醫生，一看說是破傷風，過了幾天就走了。

後來老梁說起他的親戚朋友，作市委書記的、市裡銀行行長的、涉外（地）律師的，我跟他說：「你入黨的話少說是個村幹部啊」，他說：「我就是啊，他們都這樣跟我說，叫我入黨啊，我說不行，我老爸就是村幹部，太傷心啦！」當村幹部實在是太累了，他說。

這些話都是跟他喝酒時聊的。十一連假時，我去找他喝酒，那天他剛從沙河鎮上回來，已經跟老鄉喝了一天一夜，還是陪我喝了瓶啤酒。這大概是我跟他喝得最少的一次。從此以後，放假前一天晚上準喝——不是喝到天快亮，就是喝到不省人事。

我就是在某次喝酒時跟他拜了把子，也是因為那晚而更深切地認識了他。一個禮拜六傍晚我去他宿舍找他，問說咱們是不是上老二——跟我和他很聊得來的車間副課長——那裡玩啊？他說不了，今天老何請喝酒哪，請了好幾次都沒去，這次該去一下了。

老何是個三十出頭的機修，當初進廠時老梁總照看著他，今年上半年廠裡給了他夫妻房，就老是邀老梁過去。夫妻房在工廠外面，我一時之間沒搞清楚，還以為是要去哪個餐館。到了公司包下來作夫妻房的出租屋樓下，看見兩個工務室的小妹子蹲在門房的房子外頭逗貓玩，老梁喊一聲，她們就領著我們上去。原來他們還找了兩位小姑娘來。上了樓，小姑娘拿鑰匙開了門。問說老何去哪了，原來是在打牌。

隔了一會兒老何回來了，屋子裡轉了一圈，留給我們花生與瓜子各一大包，花生很香，我們幾個人就坐在那裡看電視吃花生瓜子。再隔一會兒老何又回來了——這次帶著肉和青菜回來，原來是買菜去了。我跟老梁蹲在陽台上剝蔥剝蒜，等我一進屋裡才發現老何又不見了，兩個小姑娘在廚房裡忙東忙西。問說老何去哪啦？又打牌去了。

雖說是在打牌，但老何每次回來都帶著東西。第一次是花生和瓜子，第二次是菜，第三次，菜已經上桌了，他又帶回了啤酒。大約是在第二次回來時他打了個電話，於是又來了另一個朋友老許。六個人吃吃喝喝到十點，兩個小妹子回去了，接著老許也回家去。再隔沒多久，老何又去打牌，剩下我和老梁喝酒。我是覺得挺愜意，老梁的話卻像是少了。在話變少的同時，他也似乎醉得比以前嚴重。到了半夜兩三點，我跟他再出去買酒時，在空無一人的水泥路上兩個人都快要不能走直線了，還是跑進一家已經打烊、店員正在看電視吃夜宵的小吃店買了三瓶啤酒。搖搖晃晃地爬上四樓，在走廊上看到打牌的老何，老梁突然喊他一聲，接著手一滑，一瓶啤酒在地上砸得滿地白色泡沫。我沒想太多，拉著老梁回屋裡繼續喝。

早上九點我跟老梁醒來，老何仍然在打牌。我們替他關了房門後回到廠裡。

即使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瓶啤酒是怎麼會砸了的，卻知道老何留上了心，怕老梁是怪他招待不周。這事也是老梁說的——一個禮拜之後我跟他又去老二那邊喝酒，他跟我們抱怨起老何，我才知道後來老何特地去問他是不是生氣了。對於那瓶啤酒是有意砸的，還是老梁真是醉了？這點我卻不得而知。據老梁的轉述，老何問他的時候，他說：「沒有沒有，我真是醉了」——他那晚是醉了，日後我跟他之間甚且形成了「喝白酒我不如他、喝啤酒他不如我」的共識；然而他似乎又沒那麼醉，且多次跟我說：「最後那三瓶酒是你買的單，我把一瓶打在地下，我記得！」以作為並未不省人事的證明。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他當晚的確生氣了。氣什麼？氣老何沒有作主人的樣子：首先，哪有客人到了主人還在打牌的？其次，哪有客人下廚作菜，主人不見蹤影的？我生來隨便，老何給我個地方喝酒，我又有老梁聊天，那我就樂了；菜吃得有肉有湯，就是要我自己下廚我也開心。何況我總共也只是個剝蔥剝蒜打下手的。但即便我自己那晚喝得自得其樂，老梁的生氣我也覺得可以理解。

真正讓我不理解的是老何的第三條罪狀：買了十瓶啤酒來，卻有四個牌子。老梁說：「你買這個多牌子，那我喝什麼啊？」

即使扣掉宿醉的禮拜天，我也花了好幾天才弄懂他的意思。老梁他們是在很周到的禮數之中長大的，在工廠生活中，兩個人走在一起，一定會互相敬煙——就算是十個人走在一起，口袋裡有煙的人也一定要通通照顧到；兩個人坐在一起吃飯喝酒，來了另一個人，一定要他吃點什麼再走；吃完飯了，或是吃完飯去打撞球，一定兩個人都想替對方買單。敬煙可以演變成一種藝術——老梁曾經繪聲繪影地描述一個朋友，你的手才往口袋摸過去，才摸到你自己的煙時他已經把他的煙遞到你眼前了；搶付帳也是一種藝術——那天在老何家喝酒，我搶著出酒錢時，老許衝著我問：「你有台幣沒有？拿出來借我看看——沒有？那你把錢收起來！」在我接不上話而愣住時，老許就把錢掏出來給正要出門買酒的人了。

同樣地，這些禮數還包括了：當桌上擺著兩瓶不同牌子的酒，兩個人一定會搶著喝便宜的，把好酒讓給對方。主人買了不同牌子的酒，那不是等著讓客人推來推去為難嗎？

想通了這個道理令我感到很震驚。作為一個受社會學訓練的研究者，我在聽到各種指稱打工仔「沒文化」的說法時，會自然而然地將之視為一種被建構的、歧視性的論述；然而我卻也著實沒有想到，在打工仔之間會流傳著如此普遍而細緻的禮儀規範——普遍到無所不在，細緻到連我都覺得自己在這個把兄的面前必須戰戰兢兢地作人。